李恩昌:健康伦理学的中国成果及意义

一、健康道德与健康伦理的提出

 “健康道德”的诞生与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有关。1988年,上海市民因食用被污染的毛蚶,甲肝流行数月之久,对市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但在疫病期间,健康道德也开始深入人心。许多甲肝患者出于健康道德考虑,自觉进入隔离点,不去餐馆就餐,不走亲访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维护自己的健康权利的同时也要充分尊重、考虑别人的健康权利。上海甲肝流行事件使人们看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卫生问题,也注意到我们公共健康体系的薄弱,同时激发了人们对于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关系的广泛思考。“健康道德”应运而生。首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陈元伦,他认为随着内涵的延伸,“健康”正在受到新的威胁,必须用新的道德标准来维护和调整这一矛盾。这一新的道德标准被称为“健康道德”。他在《一个亟待确立的新概念———健康道德》一文中指出:健康道德是医学道德的升华和扩展,是社会公德在人类健康问题上的具体化。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健康不单纯是医务部门的责任,而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来防治有害健康的因素;其二,必须用新的健康道德标准处理环境、工业生产与健康之间的利益关系。陈元伦虽然在该文中未对健康道德有明确的定义,但他提出的“健康道德”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石大璞、李恩昌、王宗浩等在《简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健康道德和健康责任》一文中对“健康道德”的定义做了界定。文章提出,“健康道德”是依靠舆论、信心、习惯、传统和教育等力量来规范和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健康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它的核心内容是:人民的健康是包括卫生系统在内的一切社会部门的共同责任,所有部门都要把自己的工作与人民的健康联系起来,努力防止自己的工作过程和结果对人民健康可能带来的危害,并以自己的工作成效去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健康道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要以健康道德为标准,切实处理好发展与健康之间的利益关系。文章提出,“健康道德”的实施需要和相关的法律密切配合。1990年,王东营、高万祥在“健康道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健康伦理学”。在《建立以健康道德为核心的健康伦理学雏议》一文中,他们提出建立以健康道德为核心的健康伦理学已势在必行。文章认为,由于新医学模式的确立,影响健康的因素的改变,再加上健康观念的改变,要求全社会都要关心健康问题,要求每个公民自觉地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并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文章提出,“健康伦理学是以人类健康与自然、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道德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健康道德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一门伦理学分支学科”。健康伦理学不仅包含着传统医德和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并且超出了它们的学科范围,是更高层次上的道德学。这样,以健康道德为基础和核心的“健康伦理学”概念便在中国学术界出现。

中国学术界于1990年在上海召开了首次健康道德研讨会,会议明确健康道德是人类对待社会、心理及自然环境与自身健康的矛盾中的行为规范的问题,倡导“人人为健康,健康为人人”。会议进一步强调健康伦理的核心是:人民健康是包括卫生系统在内的一切部门的共同责任,所有部门和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与人民健康联系起来,努力防止自己的工作过程和结果、行为过程和结果对人民健康可能带来的危害,并以自己的工作成效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

1991年,于景琮、李瑞英在《健康伦理与道德特点》一文中提出,健康伦理可以看作是医学伦理从微观向宏观的延伸。该文指出,健康伦理是在医学伦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把原来研究医务与疾病的关系与行为规范问题引申为“社会”与“人群健康”的伦理研究,是以人群健康为最高目标、以人群与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来研究健康道德的本质及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

侯连元、李恩昌在1991年出版了我国首部《健康道德》专著。该书对健康道德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所涉及的相关领域进行了论述和探讨。我国著名医学人文专家、原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彭瑞骢教授为该书写了序言,对该书的内容和意义作了较高的评价,他在序言中指出,侯连元、李恩昌等同志从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目的出发,以健康道德为主要的内容,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健康道德专著是值得推崇的。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道德的概念内容,并分章对卫生系统和社会有关部门的健康道德做了阐述,这对提高全社会重视健康的价值、树立正确的健康概念、加强医务人员及全社会成员的健康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书的出版促进了我国卫生工作者及有关部门对健康道德的探讨,促进了我国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在讲话中对其予以肯定。

二、“非典”引发的对健康伦理学和公共健康伦理的讨论

2003年中国战胜SARS的实践,为健康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而丰富的实践基础和理论资源,打开了我国学者的思路,又一次引发了学术界对健康伦理学的关注。多位从事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学者,都对健康伦理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希望能够从伦理学视角为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建言献策。健康道德和健康伦理学又一次成了学界热议的话题。上海甲肝和SARS两个事件,对完善健康伦理学以及大健康观的形成,起到了客观上的推动作用。

李恩昌等发表的《政治的医学功能》探讨了政治对医学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而《健康道德责任论》等文章则对全人类、国家、社会、个人的健康责任进行了论述。这些文章开拓了健康伦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拓宽了健康伦理学的研究视野。2011年,李恩昌、郭继志等主编的《科学健康观与健康型社会》一书出版,对科学健康观和健康伦理学做了进一步总结和论述。该书认为,人民健康是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生态发展优劣的主要综合指标之一,促进人民健康是执政党、政府及全社会的主要责任和共同目标,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和谐发展和改革来促进人民健康,寓人民健康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中。一切社会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要明确树立“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思想,一切工作都要以是否对人民健康有益作为判断标准,促进人民健康,努力防止工作过程和结果对人民健康的危害。这些方面的伦理要求是健康伦理学的核心观点。著名医学家吴孟超院士评价该书时说:“把医学发展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从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基本社会层面,促进人民健康,就深入到人民健康和疾病防治的本质领域,犹如在人民健康的上游筑起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堤坝。”

受到战胜“非典”和公共健康伦理学兴起的启发,一批学者对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发展等进行了探讨。从2004年开始,肖巍教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开始了对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研究。她在《关于公共健康伦理的思考》一文中就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的意义、目的、内容进行了阐述,提出公共健康伦理旨在研究与公共健康相关的伦理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应奉行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其主要目的在于为促进公众健康、预防疾病、减少风险和伤害提供伦理支持。喻文德博士对公共健康伦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系列文章,并出版专著《公共健康伦理探究》。公共健康是其强调的重点,责任是公共健康伦理的核心话语,社群主义是其理论依据。他从责任原则出发,对公共健康伦理的理论实质和根本使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认为公共健康伦理是在公共健康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相关责任主体为促进公众健康、预防疾病和伤害必须遵守的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是一种责任伦理,它为政府责任、公众责任、职业责任提供了相应的伦理规范。

我国还有不少学者对健康伦理学的定义、学科体系等进行了有创见的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作详细介绍。从相关研究者所在的领域来看,来自于医疗领域的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工作者有较为丰富的医疗卫生的实践和感性认识,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则有较为深厚的伦理学学科背景和理论,二者的结合才是健康伦理学产生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结构。这也是我国健康伦理学能够得到发展的人才基础。

三、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伦理的概念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生命伦理合作中心发布的《全球健康伦理关键问题》指出:“健康伦理是一个跨学科研究和实践领域,专门用于认知卫生保健、卫生研究和卫生政策中决策和行动的价值观念,并在这些价值冲突时为行动提供指导。”与狭义的医学伦理和广义的生命伦理相区别,健康伦理关注的内容广泛,包括“医疗卫生专家、卫生政策制定者、卫生研究人员面临的问题,还有与健康相关(临床护理、卫生服务和制度、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信息技术和研究中的动物使用等)背景下的病人、家庭以及社会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健康伦理是建立在正确理解特定健康问题的经验现实之上的。比如,如果当局的疫苗供应有限,那么对此情况的伦理分析可能就是关注疫苗的临床副作用、群体免疫力和人口的流行病风险,以及维持物流运输系统的快速有效。健康伦理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添加了价值导向的问题,如疫苗分配系统的公平性及其对弱势群体的影响”。该文件还指出:“健康伦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卫生专业和生物科学培训方面的课程中,以及卫生管理、卫生经济学、公共卫生、法律、生物技术(如基因组学)和环境卫生方面的项目中。”这是在中国学术界提出健康伦理学二十多年以后,笔者所见到的文献中,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文件中首次使用“健康伦理”这一概念。世界卫生组织生命伦理合作中心关于健康伦理的概念,为健康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学科意义上的支持和指导,使健康伦理学成为有国际权威组织承认的新学科。中国的健康伦理学研究应结合本国的实际,即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和任务实施的实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伦理学。这不但有利于中国,也可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里所指出的:“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

四、健康伦理学的意义

 随着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健康伦理学的研讨又一次进入了热潮。中国伦理学会于2017年12月在年会上召开健康伦理论坛,专门研究健康伦理的概念、内容、意义等,并决定筹备成立中国伦理学会健康伦理专业委员会。2018年4月,温州医科大学和健康伦理筹委会在温州举行健康伦理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伦理学会健康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备汇报会。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副会长曾建平,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山东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南通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等17所高校、科研学术机构的20余位专家参会。万俊人会长在研讨会上强调,健康伦理学的研究一定要有构建新理论、新思想的雄心,多出成果,努力构建中国学派。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健康伦理学的学科定义已基本统一。从学科定义上来讲,健康伦理学就是指人类健康与自然、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间的道德关系,即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类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伦理关系,使之适用人类健康需要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它还研究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符合伦理的良性发展促进人类健康,即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政策的科学制定和实施提供健康伦理学依据和指导,使之发挥对人民健康的根本性、基础性促进和保障作用。作为一门应实践而生的综合性强的新学科,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我国学者应对此有充分的学术自信。以下仅对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介绍。

(一)弥合了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和公共健康伦理学之间的矛盾

从历史脉络来看,健康伦理学经过了医德学、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四个发展阶段。医德学主要研究医生行医的道德规范行为,医学伦理学主要研究整个医学领域的道德问题,而生命伦理学主要研究高新技术应用于人的生命领域引起的道德问题。但从道德关注的重点方面,医德学、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主要关注个体健康,强调个人利益,而公共健康伦理学关注的重点则是公共健康利益,社群主义是其理论依据,所以,公共健康伦理学经常批评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个人健康中心论。健康伦理学既强调个人健康也强调公共健康,其核心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健康。所以,健康伦理学弥合、破解了生命伦理学、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矛盾,是人类有关医学和健康道德的一种升华。健康伦理学强调为自身的同时也为他人健康负责,具有更先进、全面的价值导向和理论指导。它兼顾了个体、公众、社会的三重健康利益,是建设健康中国真正需要的价值学,是促进大健康观落实,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提供精神动力的伦理学。

(二)为健康中国提供道德动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实现健康中国做了八篇二十九章的全面部署,提出了2030年的主要健康指标。“将健康融入所有决策”是健康中国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说,不仅要将健康融入卫生政策中,也要将健康融入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决策中。将健康问题融入这些决策,这些决策自然就涉及健康伦理问题。这就需要从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全方位地考虑健康问题,自然其中的伦理问题必然具有先导地位。健康伦理学可以为其打开道德空间,开拓道德视野,增加道德动力。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吃饭太快是引起消化道疾病的重要原因,而引起人吃饭太快的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缺少关于吃饭的教育,我们从进幼儿园到大学毕业,都没有人讲如何吃饭,是吃热饭好还是凉饭好?是吃饭快好还是吃饭慢好?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物质短缺的年代,家里孩子多,饭做得少,吃得慢就吃不饱,所以很多人抢着吃。这就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这种习惯一代传一代,也是现代人吃饭快的一个原因。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看似人简单的生活行为,往往是由社会的经济、文化决定的。健康伦理学研究经济、政治、文化与健康的道德关系,要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促进人民健康,正好为解决以上类似的生活方式的健康问题等提供了道德基础和道德动力。健康伦理学通过理论创新,增设道德概念和体系,消除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中健康的道德空白,进行道德迁移,实施道德扩展,打开道德空间,进而进行有效的道德问责,为健康中国筑起道德堤坝,提供道德动力。

(三)有利于破解器官捐献的伦理难题

健康伦理学的提出,对于破解与人民健康有关的许多道德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器官捐献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器官短缺是困扰世界各国器官移植的难题。2015年,我国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完全依靠公民捐献器官进行器官移植,国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建立了初步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在不断的宣传感染和协调员等专业人员的动员下,公民捐献器官出现了良好开端,但供需矛盾仍然突出。2017年我国有30万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而能满足者只有二十分之一。原因虽然较多,但伦理问题是其根本。因为其涉及的公民个人权利问题一直是捐献伦理学中的难题。而在健康伦理学的视阈下,健康道德已经上升为社会道德的重要内容,每个公民有获得健康的权利,就有为健康付出的义务。所以,在全民共建共享的健康中国背景下,公民身后捐献器官,就是一种为社会道德所包含和支持的义务和责任,具有道德的应然性。这为解决器官短缺的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伦理动力和道德支持。



说明: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中国伦理在线》。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如需引用,请务必查校期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