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份政治为表现形态的后政治在网络媒介技术逻辑加持下构建了政治认同的后政治传播环境。后政治传播时代政治认同具有多元化、流动性、离散性、碎片化、重叠性与失衡性等特征，其认同变化的基础逻辑在于认同主体意识的提升，认同主体身份意识提升、“他者”意义制造与权威意义消解三个维度在差异化、冲突化和表演化的行为逻辑下，表现出国家认同模糊性、民族认同离散性和价值认同冲突性等三种动态趋势。认同主体的层次化与趋利化、虚拟性与流动性、隐匿性和社会化等身份行为特性分别从政治认同对象、建制与形塑等方面引致后政治传播时代认同建构的三种困境：利益缺场下的政治认同越级化、差异身份认同对契约政治的消解、主体性沦丧下的政治认同宰制化。
政治认同形成于特定政治环境，传播媒介作为影响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与之特性相涉的传播逻辑生成特定的社会认同。当今政治传播在网络传播技术的多元异质、虚拟流动、去中心与去权威的解构与建构相抗衡的技术逻辑与身份政治这一后现代政治的互动下进入后政治传播时代。后政治传播具有不确定性、多元差异、去中心、去权威等显著的后现代特征。其“差异空间的政治想象消解历史同一性”，在后现代身份政治与网络政治交叠的双重空间中改变了传统政治认同的建构逻辑，消解了国家与社会认同的同构性。后政治传播时代由于传播系统的多向化与普及化，政治认同建构分散于网络各空间中，多元化的认同主体与虚拟流动的网络身份致使认同建构出现能动性转向，认同主体成为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自我建构者。网络传播技术的技术逻辑提升了政治人的身份意识与主体性意识。基于网络传播技术逻辑赋予的主体性意识变化，后政治传播下的政治认同表现出新的特征与动态趋势，由此产生相应的建构困境。
一、后政治传播时代的政治认同特征
后政治传播是网络传播技术逻辑与后现代身份政治交会而成的政治传播转向，与传统政治传播相比，后政治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空间、传播内容、传播载体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从传播主体来看，后政治传播主体一改传统政治传播的垄断性，呈现出多元化和碎片化特征。从传播空间来看，传统政治传播或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或局限于传统大众媒体渠道内，因而传播空间相对封闭；后政治传播不仅摆脱了物理时空的限制还整合了当下新兴的媒介形态，具有开放性、流动性与虚拟性等空间特征。从传播内容来看，传统政治传播的内容是经过筛选与把关后具有预设性和系统性的信息，后政治传播的内容由于主体和渠道多元、传播内容纷繁复杂，呈现为碎片化还呈现为隐喻化、冲突化的特征。从传播效果来看，传统政治传播着眼于培养社会政治认知的整体性和同质性以建立稳定理性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维持政治稳定；后政治传播在主体特征、传播空间、传播内容和传播载体等变化下打破了理性同质的政治认知，使之充满不确定性、多元差异、去中心、去权威等显著的后现代特征。
政治传播以政治发展为基础，以传播为着力点生成社会，后政治传播以后现代身份政治为基础，以网络传播为着力点培养社会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政策、政党（政府）、国家、政治制度与主流意识形态等政治客体做出价值正当性判断后对政治客体产生支持与维护的情感倾向与身份感知的心理归属。在某种意义上，政治认同就是社会成员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的身份归属感，身份认同会强烈地影响人们对社会结构和外部世界的认知。身份政治以身份认同为基础，涉及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部不同身份成员之间的关系，包含多种价值、多种文化的区隔与互动。
以身份建构政治形成认同的现象古已有之。古希腊的身份政治建立在希腊人对各自身份的差异认同之上，形成各司其职的社会群体，如公民群体、奴隶群体、女人群体，不同身份维度决定了身份主体的政治行为界限和个人能力界限。现代政治认同建构在于社会成员对公民身份的归属与情感认同，将主流政治价值内化于社会各政治主体之中，增强政治向心力，塑造政治共同体以维护政治秩序。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政体如果想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现代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社会内部文化的差异性显著，差异的存在意味着分裂、冲突和对立，“文明的冲突”成为阻碍政治发展的核心因素（亨廷顿语），“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在国家内部，社会群体之间的认同归属差异所导致的社会价值观和信仰差异是国家内部政治秩序变动的动态因素，异质化的群体认同将消解同质化的国家共同体的形成基础。安德鲁·海伍德因而强调的“如何能够将个人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使前者有机地嵌套在特定的文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内”，成为现代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
网络传播技术逻辑暗合后现代身份政治特征生成后的政治认同。后现代身份政治的崛起是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包括特定的全球化社会背景、信息技术背景、个人主义价值背景与族群认同心理背景。其中，信息技术不仅是推动身份认同发展扩散的技术动力，还是聚合其他背景于网络政治空间的技术手段。政治传播的全球化、极端个人主义与族群认同的反向激化都是现实政治发展在网络中的延伸、激化与异化呈现。但究其根本在于网络传播技术的多元传播、虚拟流动、去中心与去权威等传播逻辑暗合了差异身份政治发展的解构性、冲突性、复杂性、流变性等后现代特征，并在其传播扩散中着眼于差异性权力诉求构建特殊群体身份认同，导致后政治认同出现并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多元化认同。多元化认同是后政治传播时代政治认同的基础特征。后政治传播秩序具有反本质主义的显著特征，本质主义将一切社会范畴的本质视为一种确定的、不可变动的、恒定的统一标准，与之逻辑一致的认同建构自然认定主体的身份是稳定、固定且单一的。后政治传播下的政治认同在开放性的环境中凸显认同主体的差异性与特殊性。与传统政治传播形塑政治认同相比，后政治传播形塑的政治认同从主体与环境两个面向体现多元认同对一元认同的解构。传统政治认同建构局限于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传播及其社会化过程，这种政治认同是社会大众被动接受的国家认同的单一归属，强调国家共同体的集体认同，突出国家认同的优先性、规定性、同质性。后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身份认同建构是由多元决定的。传播主体散布于各层级中，原本处于传播底层的边缘个人和群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政治认同受到多元的主体立场影响，出现多元化和碎片化趋势。复合主体的开放立场致使认同主体在复杂的网络关系中变动立场，主体被嵌入复杂的网络关系和网络群体中，拥有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集体认同。
第二，流动性认同。流动性认同与多元化认同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拉克劳与墨菲的后现代认同理论认为，认同的主体是“不确定的、漂浮的、流动的”，而不是单一固定的认同形式下的认同主体。齐格蒙·鲍曼将“流动性”视为现代性事物的基本特质，认为现代性正在经历从“稳定”的现代性向“流动”的现代性过渡，资本在流动，组织在流动，技术在流动，符号在流动，权力也在流动，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们也在从“定居/固定”的人转向“游牧/流动”的主体。卡斯特指出的网络社会的“流动性”在社交媒介体现得更为明显。建立在虚拟空间的网络社交关系可以轻易摆脱物质空间和现实身份的限制，实现虚拟空间中虚拟关系与虚拟身份的空间转移与空间融合。
网络空间身份主体的认同建构体现为虚拟主体与虚拟群体两个组成部分。网络虚拟主体身份具有两种性质。一是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重合性，二是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分化性。两种性质显示了网络政治认同与现实政治认同及其所表现的政治行为的重合性、差异性甚至对立性。虚拟群体以虚拟主体的兴趣爱好为生成基础，形成以话题参与为中心的团式交往、以关系拓展为中心的链式交往、以观点展示为中心的簇式交往等交往形式。与现实群体结群基础相比，网络虚拟群体的结群效率更高且成本更低，意味着虚拟群体内部与群体间、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经历不断的解构、建构与重构，群体主体性不断被定义不断被再造。在虚拟空间中主体意识的自主性与流动性消解了传统政治环境下的强制被动的政治认同，在自由多元、虚拟流动的社会互动中进行自我选择的身份认同具有流动性和自反性，政治认同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稳固。
第三，离散性认同。离散性认同是网络传播去中心化的离散传播下的认同形式，多元化与流动性加剧认同的离散性。多元化认同与流动性认同意味着对中心、主流与权威的去认同化，意味着政治认同主体不再是受到单向意识形态灌输和强制被动建构的接受者，而是主体立场开放、自主意识觉醒下对普遍性与同质性话语的反抗主体。多元化与流动性致使认同更具多元性、不确定性、关系性和建构性。传统身份认同的同一性认知被打破，在特殊性与普遍性对立维度上多元特殊的认同妨碍普遍同一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以普遍共享的情感、价值与信念等文化观念为基础，通过建构平等、普遍的公民身份，在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内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爱国主义与国家忠诚。然而，国家认同的政治动机与一统性取向，与社会成员的文化自主性和价值多样性难以相融。离散性认同表现为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离散性认知，即多元碎片化的认同主体在富余的价值选择与判别中对政治主流价值认同的离散；社会转型发展引致的社会不公平感在网络多元主体的话题聚焦讨论与参与中，从心理失衡上升为对社会制度质疑与思考的离散性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导致主体认知分化下主流权威的悬置。
第四，碎片化认同。碎片化认同是信息传播碎片化产生的认同形式，是认同主体对政治信息接收、认知和理解的碎片化。信息传播碎片化导致认同碎片化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多元化政治传播主体导致碎片化认同。网络技术加持下的政治传播使主流政治传播失去了预设整体性、系统性和同质性的传播力和掌控力，多元主体的个性化信息行为对主流政治信息进行筛选过滤与网络技术的信息推荐机制使认同主体失去整体认知与把握系统性信息的能力。二是多元化的非主流政治主体对主流政治信息、主流政治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碎片化解构让原本就对宏观政治建构难以理解的多数民众将认知聚焦于具体的局部的价值要素上，从对部分价值要素的社会认知映射到整体的价值体系，进而产生碎片化的认知、判断与评价。
第五，重叠性认同。重叠性认同是指主体的政治认同来源存在传统政治认同与后现代政治认同的历时性重叠、本土价值认同与西方价值认同的共时性重叠。重叠性认同是价值认同冲突的表现形式。后政治传播的网络空间是复合性和开放性空间，无论是传统政治认同的资源，还是西方政治价值传播都具有残片化的特征，残片化的诸价值失去其阐释的原生情景和理解根基，处于“无根化”的状态。残片化价值建构残片化的概念世界，为此，麦金太尔认为“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个概念体系的片段，只是一些已经丧失了那些赋予其意义的背景条件的片段”。残片化的传统政治价值与现代政治价值在网络政治传播中的历时性重叠形塑了传统政治认同与后现代身份认同的冲突，即顺从与对抗、等级与平等的冲突。西方政治价值的残片化导致认同主体对西方价值的断章取义，其与本土价值的共时性重叠导致认同主体对本土价值与西方价值在实践与观念上的差异化甚至反向性比较，于比较中产生价值认同冲突。
第六，失衡性认同。失衡性认同是主体的认同基础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结构性认同上的失衡，失衡性认同导致主体情感重心的转移。政治认同作为一种政治心理情感与利益存在紧密联系，马克思认为“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何种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经济利益是社会生活开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利益分配失衡在网络空间中得以围观、聚焦、放大和激化传播，引致认同主体的怨恨、偏私、抱怨等失衡社会心态。在利益获得感失衡的心理机制下，政治平衡机制也会失衡。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功能理性与政治领域的公平正义、完全参与的价值主张和文化领域的人文关怀和自我实现的价值倡导出现平衡断裂，民众的经济利益失衡感会蔓延至对政治价值与政治权威的质疑以及向与之相关的精神幸福感转移，深化了社会政治认同的广度和深度。
二、后政治传播行为逻辑下政治认同的动态趋势
后政治传播逻辑以网络传播媒介逻辑为基础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交往模式。网络技术的全球化为个体间、群体间、民族国家间的交流沟通提供便捷性的同时弱化了传统政治共识的身份认同，挤兑和稀释社会共享价值与共识基础，为社会共识建构带来更多的可变性。传播主体的泛化及其主体意识的提升产生不同的行为逻辑，通过对“他者”意识的制造与权威价值意义的消解塑造后政治传播政治认同的三种动态趋势。
（一）主体意识提升：差异化逻辑下国家认同的模糊性
政治认同主体意识的提升一方面使传统政治认同塑造力量日渐式微，政治认同建构的宏大语境变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非政治领域自主性觉醒；另一方面，后政治传播的碎片化、部落化对政治共识和国家认同构成直接挑战。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分析，社会主体意识提升下的政治认同表现为权威型到放任型的政治认同转向，对应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呈现为从“‘强国家—弱社会’到‘弱国家—强社会’”[15]的博弈转化。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界限与转换不仅会使公众的认知思维与行为方式出现差异化表现，公众的差异化认知与行为也会反向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博弈状态。后政治传播的差异化逻辑从对主体的认同指向、认同意识与认同空间等方面引致国家认同的模糊性。
第一，认同指向模糊致使政治认同同构性分离。传统政治传播模式下的政治认同指向具有强制性，即政治精英群体通过垄断性媒介向社会强势输出意识形态以培养社会对国家的整体性、同质性的权威型认同，此时的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高度一致。政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强制的，政治的强制性预设认同培养了顺从领袖、崇拜权威和因循守旧等政治心理。后政治传播的政治认同指向具有模糊性，即在多元化的信息传播中存在相互冲突的规则、相互博弈的主体和群体，公众的认同指向常常受到利益群体的影响，或是被各种组织建构。公众在“我们是谁”的身份归属中产生了自我确认的心理定位，分化的群体身份导致整体性的国家共同体意识弱化，公众在身份“分化”与“整合”的边界游走，政治认同在认同指向差异中出现国家与社会一元同构到有限分离的转变。
第二，认同意识混沌扩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力。传统政治传播下的政治认同意识具有稳定性和僵化性，即社会政治意识受到政治精英的掌控，公众的认同意识在自主意识与自我确认的蛰伏中接受宏大一元叙事的引导，嵌入国家话语建构中，国家与社会同构于权威性认同意识之下呈现出稳定、依附和僵化表征。后政治传播下的政治认同意识具有混沌性，即随着主体身份意识的提升以及由此聚集而成的特殊身份群体在多元叙事中消解国家认同的宏大叙事，权威意识遭到非理性沟通交往的困扰，主体认同意识逐渐走向混沌易变甚至产生失范行为。现代人的自主意识与权力意识在网络技术的赋权及其本身具有的民主化倾向下得以强化。在社会压力、社会比较与结构性压迫的驱动下，对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差异关注的缺失与政治安排的不健全致使社会个体在前述驱动因素下集结为群体性的意识形态共同体。在进行利益表达和争取的社会行动中，将社会经济发展不公导致的心理失衡归结为国家制度设计不完善，以“政治正确”为抗争框架，采取“依法抗争”和“以理抗争”的博弈策略，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日益形成。
第三，认同空间散漫致使网络政治角色“游民化”。在离散传播秩序下，后政治传播的认同空间具有散漫性。散漫政治空间的显著特征是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侵占，私人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政治认同也就带有私人化色彩。与理性交流、话语协商的公共领域不同，私人领域是从个体立场出发建构的自由且私密的空间。私人领域中失去内外约束的个人欲望的膨胀不仅在认知层面会瓦解共同体，使人性中顺从欲望的一面压倒追求至善的一面，还会导致个体行为失去道德规制，扰乱公共秩序。公民身份的模糊让认同主体在去中心的网络共同体和集群行动者之间失去与之匹配的社会角色和评价标准。主体的认同及其行为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间轻易变换，主体从传统认同下的公民变为网络“游民”，并通过网络建构新的权力关系使国家认同充满不确定性。
（二）“他者”意识制造：冲突化逻辑下民族认同的离散性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体两面，民族既是一种对“自我”群体归属的认同过程，也是一种对“他者”群体的异质认知过程。在黑格尔本体论哲学视野下，“他者”是主体意识形成发展的重要参照维度，亦是共同体内部认同形成与共同体间认同差异存在的近乎决定性的力量。族属认同具有历史性、情景性和体制性，这些因素的变化影响着主体“自我”认知与对“他者”意识的框架设定。亨廷顿认为“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却带来动乱”，后政治传播时代政治在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纠缠中使民众的族属认同在空间认知、情景流动与群体认知等冲突性逻辑下建立起对“他者”的想象，产生身份归属的意向性曲解、“他者”身份漂浮能指与异质群体间的假想性疏离等离散性风险。
第一，空间认知转向引致身份归属的意向性曲解。民族认同的传统构建依据具体的时空条件确立认同的边界，形成民族认同的集体记忆。空间边界影响认同主体对集体记忆的处理方式。传统政治传播具有地理空间的边界设定，在自上而下的传播边界中认同主体对于民族身份的认知是认同塑造者的预设归属，集体记忆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凝聚力量。安德森曾指出，民族的形成在印刷媒介的意识想象中得以整体性、完整性、历时性和同一性呈现。网络技术加持的后政治传播是无界的流动空间，不具有传统时间意义上的认知稳定性与连续性，在无界传播空间中出现吉登斯所说的“脱域”机制下的“断裂”认知特质，削弱了民族认同的文化根基，民族身份认知经历了传统大众媒介为中介的“想象的共同体”到去边界去中心的“共同体的想象”转变。民族身份空间认知转向导致集体记忆的呈现差异，在无界流变的后政治传播空间中，民族集体记忆在多元群体认知立场的倾向化、碎片化和情感化的选择、重组与塑造等“自我”意向性解读与“他者”认知曲解中被“肢解”，强化了异质群体内的一致性与群体间的差异性，致使特殊性和差异性群体民族认同离散于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民族国家认同。
第二，情景角色流变引致“他者”身份漂浮能指。后政治传播的信息情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展开，政治传播主体以“话语”认同作为建构流变性权力和“自我”群属意识与实践结合的方式，使网络政治空间成为“话语政治”的“竞争性的公共领域”。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话语作为一种“链接实践”其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话语空间”，通过话语，社会各要素之间就有了联系，话语作为建构主体的方式其基础是多元化的主体身份，这种身份是由暂时性的性别、种族、性取向和文化等话语认同建构的。[17]话语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引致“他者”身份意识的漂浮能指，即“他者”的涵义根据主体立场或身份差异性建构，凡是处于“自我”话语之外的都可以被称为“他者”。“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存在于话语冲突中，随着话语冲突化解，“他者”身份的主体制造也就失去了判别与确认的基础。网络圈层传播中放大了“自我”与“他者”的话语冲突，能“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景观交织在一起”，[18]由话题引发的“话语”认同与冲突在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中，在短时间内，迅速聚合或离散主体认知与意识，这种短暂的身份意识以非稳定的民族情感为基础形成短暂的情感共鸣，不具有持久性的意义经验认同基础。
第三，群体认知冲突引致异质群体的假想性疏离。后政治传播的中心离散、主体身份的多元和流变、均质共同体的碎片化侵蚀作为族属认知基础的共同经验与共在的意识想象，打破先天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形塑的预存设定，加速共同体社会向个体社会的分化。中心离散的传播结构导致个体认知区隔，从自身认知视野和自我社会状况定位判定“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强烈的“自我”认同，在多重主体身份的网络空间形成群体间相互排斥与冲突的传播环境。以“自我”为主导的群体认知模式对“他者”意义的想象与建构成为“自我”定位与自我意识的方式。这种基于群体异质性、认知分化性的“他者”建构导致“自我”认知失偏，根据对“他者”的意向性曲解，在贬低与敌视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在流动空间和身份转化中假想性地圈定群体界限，清晰地昭示非此即彼的界限与视域，并以冲突性“话语”推进群体权利的延伸与建构，塑造不同圈层与不同群体的民族认同感。
（三）权威价值意义消解：表演化逻辑下价值认同的冲突性
后政治传播时代认同主体身份意识的提升致使主体行为出现差异化、冲突化与表演化的行为逻辑。主体行为表演化是指认同主体通过特殊的行为活动及其隐含观念和隐喻指涉，实现自我政治诉求的行为方式。主体的表演化行为对权威价值意义的消解在主体的自我“矮化”、非政治话语表达与合法性对抗演绎等方式中产生以下价值冲突。
第一，主体的自我“矮化”对主流权威价值的疏离。主体的自我“矮化”是政治边缘群体通过自助式的低姿态反抗以避免与价值对立的政治主流群体产生直接正面冲突的行为方式。边缘主体的自我“矮化”通过主体间的私密性对话、娱乐化调侃等隐匿于后台的话语产生去宏大、去中心和自我消解式的意义对抗与价值抗衡，其对主流价值产生两种态度：一是主流价值主张与自我价值诉求存在脱离，边缘群体对主流价值意义既不深入理解也不内化于心，既不反对也不认同，边缘群体只是主流价值呈现的“围观者”而不是实践“参与者”。二是作为“围观者”的边缘群体将主流价值理念在私密的主体间进行娱乐化的讨论和调侃，把主流价值渗透隔离在私密空间之外，产生主流价值“漏渗”，以娱乐调侃消解主流价值并蕴含“自我”价值意义，形成“政治唯私症”。“政治唯私症”以个性化群体诉求覆盖整体性共同体的公共诉求，降低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产生“政治冷漠症”，表现为对权力权威的冷漠、政治信任异化和政治价值疏离。
第二，主体的非政治话语表达对权威价值冲突的转化。主体的话语呈现包括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形式。认同主体通过使用其中一种或多种非政治性的话语组合对权威政治价值传播作出间接性回应。非政治的话语表达与互动以现实与网络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为展开起点，针对与主体具体诉求相悖的以及与权威价值追求存在微观出入的政治现象，表现为不受权威规制而自由间接表露或批评或反对、或调侃或冷淡的态度和立场。主体的非政治化话语不直接针对权威价值，是一种以话语建构力量、从政治现象的非政治讨论而由外而内解构价值核心，并直指权力运行的柔性对抗行为。托克维尔与穆勒曾指出：“通过话语方式而形成的意愿和意见，具有朦胧的多数原则的力量。这一力量通过网络场域放大，使得媒介化逻辑下的沟通真正成为限制权力的力量。”福柯认为，任何一种新的话语总会是权力的另外一种新模式。主体的非政治话语对权威价值的解构将多元价值主体与权威价值主体的冲突转化为多元权利主体与一元权力主体的冲突，使得隐性的价值冲突显化为权利与权力的冲突。
第三，主体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对权威价值意义的异化。合法性建构是指多元价值主体在政治传播行为的权威规制范围内遵从权威而获得政治宽容以争取进入公共领域与发表公共意见，建立价值认同和传播价值主张机会的方式。在权威规制的政治传播范围内，多元价值主体通过权威价值话语以获得自身传播行为的正当性，在权威规制框架里谈论权威价值，根据自身诉求对权威价值进行自我及所属群体的意识形态穿插、核心价值概念接入与行为道德合理化，从而导致了权威价值意义异化。“任何对小众或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诉求进行正当化尝试的理论建构，必须钻进现存理念与制度的牛角尖，才能以牺牲局部人群的利益而谋求满足另一局部人群的利益，这就让其很难避免左右民粹主义的理论陷阱，从而难以建构起健全的政治理论”，如对民主意义的概念借用与接入，在后政治传播空间里，民粹意识形态主体侧重政治层面的民主意义，强调政治平等、大众参与和权力运行的公共指向，在民主价值落实与实践差距中接入自己对民主的意向建构。非主流主体对权威价值意义的接入不仅影响民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还将其解读或传播价值的行为赋予道德合理性，即旨在促进政治“至善”，但究其实质是对权威价值的偏向解读与自我价值植入的理论建构。
三、后政治传播时代政治认同的建构困境
国家认同的模糊性、民族认同的离散性与价值认同的冲突性等动态趋势是后政治传播时代政治认同在不同层面的外在表征。后政治传播主体在网络空间的层次化与趋利化、虚拟性与流动性、隐匿性与社会化等身份行为特征分别从政治认同对象、政治认同建制与政治认同形塑方面造成的认同困境是后政治传播时代政治认同的困境所在。
（一）利益缺场下的政治认同越级化
从政治认同的对象来看，政策认同、政党认同、制度认同、国家认同与价值认同构成了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具体到抽象的认同体系。政治认同的越级化是指后政治传播时代主体对认同对象的认同并不总是从低到高、从具体到抽象依次展开，而常表现为越过低层次的认同对象直接指向高层次抽象的认同对象。后政治传播时代民众的政治分歧与冲突由政策制定与执行不完善导致的社会情绪愤懑，引发对制度、国家与价值的越级化认同困境。
政治认同越级化是主体身份层次与利益缺场感知的发展使然。网络媒介改变了传统媒介塑造统一身份预设与社会认知的方式，认同主体在媒介空间建构更具个性化与层次化的身份认同，“投射”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同层次群体。这种层次性既是现实政治利益层次分化的反映，又是网络媒介的建构。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结成任何社会关系的基本动因在于实现自己的需要，“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社会发展导致的社会利益分化在网络技术的即时传播、高速反馈与社会互动中强化了人民的利益失衡心理，主体政治身份层次化使公共性身份认同在分化为私人化的身份认同，其政治情感与行为策略在利益缺场感知下变得更为复杂，政治认同从政治身份意识到政治行动再到政治价值呈现相应危机。
第一，多元身份意识挑战制度认同。主体的政治身份意识受制于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关系。马克思在论述观念、意识与物质关系时认为，“意识在什么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后现代身份政治所反映的是社会压迫与社会关系结构的不平等，其身份意识建构是主体之间基于社会资源自然分配不平等与群体之间基于权力不对等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群体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状态下所做出的认知反应及强化。网络传播技术为身份认同提供情感和经验认知，强化民众的利益不平等心理。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因为涉及自我建构和个体化的社会过程而更具稳定性。同时，网络社会中的意义是一种跨越时空在自我维系下的原初认同，而这种原初认同就是构造了他者的认同。利益失衡心理下的主体认知及其行动在非主流政治力量和媒介作用下，基于不同于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产生“对抗性认同”。这种对抗性体现了不同政治关系层次主体之间的纵向利益矛盾，反映的是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失衡，多元身份意识以“边缘—中心”结构的非主流政治对抗主流政治，向非主流政治建构发展，将挑战现行社会制度秩序，质疑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第二，对抗政治演绎破坏国家认同。对抗政治是反权威、反正统、反特权诉求以解构现代政治的中心、标准、唯一价值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特权，旨在确立多元文化和政治视野的同等价值，是边缘对中心、非主流对主流的反抗，其实质具有承认“异端”合法性的倾向。后政治传播下对抗政治得以演进的动力体现为两点。一是网络个人主义的极端盛行。网络个人主义的极端盛行在情感连接与意见引导机制下分裂为多元利益群体，演进为带有社会动员力量、情感聚合功能和激情政治色彩的利益性的群体对抗。艾丽斯·扬指出：“利益群体的多元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多元和特殊，而在于它的私人化。它鼓励对政治过程持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利己观念，并将其制度化；每个人进入到对稀缺物品和特权政治竞争，斗争为了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且不需要去倾听或反馈别人的利益主张。”这种基于精神和价值目标的政治思想极易与各种身份属性产生勾连，进而形成新的分裂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行动。二是网络媒介对族群认同的反向塑造。哈罗德·伊罗生说：“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抗争性族群意识的建构是边缘弱势群体在主流政治压力下对现行规则秩序的反抗，追求政治关系与社会地位平等化的政治尊严的自发性心理反应。按照弗朗西斯·福山对未来民主政治发展危机的论述，基于尊严和心理色彩浓郁的身份意识拥有强劲的政治动员力，族群认同下的政治呼吁更易转换为现实的政治行动，也更具群体效力。抗争性族群意识产生的社会根源，如经济发展不公平、贫富差距极化和群体歧视等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得以放大。
第三，价值极化发展撕裂价值认同。后政治传播价值多元异质，欲望和情感与现代政治价值的同一共识、公共利益和理性存在理念张力导致政治价值极化，表现为社会共识撕裂、特殊群体诉求超越公共利益、理性溃败。造成张力缝隙扩大的媒介技术因素主要是媒介技术的升级与超域化发展。媒介技术升级引致权威建构共识的话语优势丧失，社会公众面对多元化的政治选择，成为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自我建构者，权威价值共识被消解。网络媒介的超域化发展削弱了社会认同的历史文化基础，使得政治主体身份转向在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交叠中消解了国家与社会认同的同构性，导致政治的碎片化发展，削弱了现代政治价值的环境基础。伊罗生认为，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世界不是新的政治整合正在形成，而是破碎成小块小片，“人类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体系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的越来越少；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
（二）差异身份认同对契约政治的消解
从政治认同的建构来看，现代政治是契约政治，政治认同建构与立宪民主制这一契约核心具有一致性，立宪民主以平等主义和理性主义为趋同性根基促进整体性的政治认同，认同主体以公民身份为基础来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网络传播技术加持下的后政治认同主体身份的虚拟性和流动性模糊公民身份社会意义，即模糊了权利与义务的相统一的关系，强调权利忽视义务。后政治认同主体对少数、边缘与弱势等身份意识的媒介化演绎对以立宪、平等和公意为核心的契约文化、以权利与义务关系为规范内容的契约政治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消解。
第一，公民身份意识扭曲。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是政治参与的身份表征，“凡是有权参加议事、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城邦的公民”。与契约政治发展相契合，公民身份不仅是政治权利的体现，还是人权的集中表达并从宪政层面得以阐释和保障。卢梭主张的“天赋人权”，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做人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洛克强调：“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都不得危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现代公民身份由法律规定，通过法律契约赋予不同身份的人以共同体名义，从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角度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公民身份’强调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和生活方式的所有人，拥有一致的国家认同和政治信念，承担平等的政治责任和社会义务。”后政治传播时代认同主体“自我”身份意识在网络媒介具有民主想象和权利赋予，政治参与权利意识提升，个人权利行使在虚拟和流动的空间失去社会和法律的约束变得随意。主体在随意行使权利的同时侵犯了他人权利，致使虚拟空间充斥着嬉笑怒骂、人身攻击、人肉搜索、道德审判等不尊重权利与义务的行为。
第二，非主流身份对主流身份的“平等”排斥。非主流身份对主流身份的“平等”排斥是指非主流群体在身份意识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将政治平等作为基本诉求来寻求政治尊严与政治承认，激进的平等诉求将自我身份平等置于中心，将主流群体的平等权利和诉求视为与己无涉，排斥在自我政治诉求之外。“这样的诉求常呈现为寻求高人一等地承认得到‘特大激情’，边缘群体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人群，而主流群体反倒成为人们申斥的对象。”平等与尊严的追求是政治行为发生的情感因素，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与流动性提高政治表达自由性，摆脱现实社会规制约束的主体能轻易表达对“平等”的权利，“平等”诉求的表达具有排斥性、圈子化和伪善性等特征。虚拟流动的非主流身份建构强化“自我”群体认知，要求拥有与主流群体一样的平等地位与权利，但是在表达诉求过程中不认可主流群体的平等，将之排斥在“自我”群体之外，在二元博弈中不断固化圈子化群体认知，还将主流群体平等诉求作为强化群体认知的话语方式，通过批评、指责和质疑主流平等引致的非主流不平等形成对立宪民主的挑战。
第三，私群利益对公共利益的超越。公共利益指向是现代政治契约建立的合法性基础。霍布斯的“利维坦”从国家角度强调权利让渡是为了建立强大的政治共同体以维护所有人的利益，避免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洛克的“政府论”从政府的角度表明分权制衡机制之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卢梭的契约“公意论”从公意的角度阐释人权的重要意义。利益是身份群体认同与联合的基础，由多少利益分化就有多少身份利益群体。后政治传播时代的身份意识建构不以公共利益为指向，而将个性化的群体利益作为群体情感与行为动员的宗旨，即使是人数上占大多数的群体因利益谋和暂时结合为共同体，其所表达的政治诉求也只是基于特殊利益的诉求，即成为卢梭口中的“众意”与托克维尔所指的“公众中传播的舆论”，私群利益超过了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削弱立宪民主之根基。
（三）主体性沦丧下的政治认同宰制化
从政治认同的形塑来看，政治认同宰制化是认同主体身份隐匿性与社会化引致的主体性沦丧的建构困境。网络身份的隐匿性体现为网络身份不一定与现实身份一致，主体身份可以在流动的空间里借助不同的话语、群体与信息混淆掩盖身份。隐匿身份是主体的意识行为，其背后承载的是主体意识形态的隐藏。网络社会的社会化是指网络主体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主体，这与现实无异。但是网络社会关系较之于现实关系同样具有随意性、流变性和不确定性，社会化身份让主体的认知、情感、态度与立场等具有跟随性，主体意识在网络社会关系中沦丧。即是说主体身份隐匿性与社会化使其在政治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更易受到多种非主流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自身的认知置于网络身份、网络政治信息与网络政治价值的宰制之下。
第一，身份宰制。后政治传播时代的身份政治在于少数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网络技术的发展实现了认同主体身份的能动，这种能动性表现为身份的多重性隐藏和身份的符号化。“在网络社会中，由于‘行为数字化’和‘主体虚拟化’，造成行为主体的现实社会身份与网络社会身份形成1：N的映射关系。”多重身份使主体能在身份流变的过程中客观上破坏现实社会中政治人行为的权利与义务规定性的平衡，模糊了作为公民“自我”的存在，容易在少数特殊的意识支配中陷入对公民“自我”身份的无方向迷茫。网络身份的流变带来的是不同身份之下的政治诉求，增加了政治系统识别社会政治诉求的整合难度，降低政治反馈与互动效果，进而影响主流政治的社会凝聚力。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认为，政治认同是政治输入与输出之间合理转换与自洽应答的过程，“做出某种努力去调节其行为，并使其行为适应于获得它们所寻求的对任何政治目标的支持水准”。身份的符号化是主体社会关系的流变表征，指网络主体的政治身份及其行为成为一种虚拟的符号代码，这意味着网络空间中关系与价值对主体的束缚减弱，主体的存在强化了工具理性倾向，对于少数特殊“自我”利益的强烈诉求高过了社会公共利益。网络身份的符号化并不能抹平身份的差异与等级化。网络空间遍布权力等级，体现为话语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强弱。符号化的主体身份能通过话语制造与社会的符号意义互动建构政治话语，较高等级的话语身份引导较低等级身份者的认知与行为。
第二，信息宰制。后政治传播时代的政治信息成为身份建构的隐匿性力量，卡斯特认为，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借助互联网的力量，通过媒体制造强大的社会影响，这种松散的没有政治组织性的运动，其目的不是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改变人们的思想，是“以操纵信息为基础，而衍生出的种种变相而隐秘的政治控制手段”。[37]社会民众政治认同的形塑受到网络政治信息宰制体现为两点：一是受主体信息选择性接触与媒介信息推介机制影响，政治认同表现出“自我”信息宰制特征。具有私人属性的网络媒介承载了媒介空间中个体的自我存在与表达权，代表着个体在认识与反映外部世界方面的主动权，在主体自我存在表达与外界认知主动构建的过程中，主体的政治围绕“自我”信息选择行为展开，以“自我”认知代替公共认知成为认同建构的主导视角。二是受信息圈层传播影响，政治认同的群体信息宰制显著。群体信息的传播、接受与内化构筑群体心理，个体“自我”在群体关系中易于隐藏真实意见与立场，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在媒介诱导、政治意见领袖和群体压力影响下，个体意见表达受到宰制。作为个性化群体的主体一旦被建构起来，就不再以公民社会为基础，而是作为对抗性群体的进一步延伸，出现勒庞口中的“乌合之众”，降低政治沟通的有效性。
第三，价值宰制。后政治传播时代主体政治认同形塑的身份宰制和信息宰制凸显的是主体的价值宰制。价值宰制是主体对于为何存在于某一共同体并按其规约行事的价值体认，受到非主流价值传播与主流价值传播博弈互动状况的影响。一般而言，主流价值处于绝对传播优势的情况下，社会政治化的同质性培养价值认同同质性，认同主体的价值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但是后政治传播时代主体价值认同塑造情况复杂多变。一方面，后现代身份政治的媒介化传播弱化了主流政治价值的引导力，社会价值认同的异质化趋势显著。强调异质群体身份政治实施社会动员的着力点在于突出主流群体与边缘化群体之间政治身份的不平等性导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一着力点在网络的非理性和圈层化传播中着色更浓，不仅会加剧社会边缘群体与主流政治的离心倾向，甚至会导致边缘政治群体与主流政治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产生政治相对主义和政治唯私主体。另一方面，非主流价值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增强了异质群体价值认同的张力，社会价值认同出现媒介化迁移。媒介化社会民众的注意力随媒介事件转移，非主流价值主体通过赋予媒介事件以道德正义感唤起民众集体记忆，以合理化自身的价值号召，排斥和消解异质价值的传播。网络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民粹主义的传播就是价值认同媒介化迁移的佐证。
【说明：本文完整全文载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02期 。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如需引用，请务必查校期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