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祥:《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历史方法”及其中国实践》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逻辑的众多争辩中,“历史主义论证”和“道德论证”的争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方式,前者从历史必然性出发,旨在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底蕴,后者从道德有效性出发,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蕴涵的道德向度。显然,执迷于“历史主义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往往欠缺价值激情,难以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引领作用;陶醉于“道德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往往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底蕴而踯躅于应然性或合理性构想,难以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实价值。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历史方法”作出分析,就是探讨如何撷取两种思路的合理性,探究一种融合历史必然性论证和道德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路,为构建一种联结应然与实然、实现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提供方法论指导。

一、“历史主义论证”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的伦理价值回归

所谓“历史主义论证”就是将历史主义看成一种社会的命定论或机械的决定论,并倡导以这种历史决定论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价中,西方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建立于历史决定论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价值无涉”或“伦理中立”的。“历史决定论”概念的首倡者、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指出: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探讨社会科学的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波普尔甚至将马克思主义指斥为“历史主义的最纯粹的、最发达的和最危险的形式”。历史决定论最主要的论证方式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将历史规律简化为因果律,将历史规律与自由、事实与价值对立起来。

如若不能拨开笼罩于历史决定论的“迷雾”,马克思“道德的历史方法”的科学性就难以得到彰显,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就难以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实践中获得更广泛地接受和应用。基于历史决定论的“历史主义论证”常常强调经济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强调整体对个体控制的绝对优势。因此,对“历史主义论证”的批判关键在于廓清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单一的”经济力量还是“总体”的力量?历史规律的科学性是否拒斥价值性?“历史主义论证”将马克思主义标签化为“经济决定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伦理价值维度。例如,西方一些实证主义的拥趸者常常以所谓的科学性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是排斥道德的,将科学性与价值性割裂开来,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门适应现代资本分析的中立的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是非道德主义者,如在对马克思主义“正义”问题的争论中,美国学者罗伯特·查尔斯·塔克(RobertCharlesTucker)在其《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艾伦·伍德(AllenW.Wood)在其《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中,共同设置“马克思没有基于正义批判资本主义”和“马克思否认资本主义不正义”的“塔克—伍德命题”(Tucker-WoodThesis),伍德甚至指斥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是不相容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执迷于将经济因素作为引起历史变革的唯一因素,而是将其认作最强大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而已。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也就是说,社会是由“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原理、观念和范畴”组成的结构,其中“物质生产”是最基本的层次,各种“社会关系”与“原理、观念和范畴”最终都能够从物质生产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它们构成了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合力因素。与西方历史决定论的“简单化”和“片面化”不同,马克思也倡导历史决定论,但其历史决定论的论证方式是辩证的和批判的,论证视域是总体的和全面的。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把握。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将辩证法推向了唯物的和历史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由于辩证方法的运用,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性得以凸显:在对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中探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指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在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中阐明人的发展阶段特征,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主体的巨大动力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对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总体把握,而不囿于微观、局部、个别事实或现象的诠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辩证的、总体的”方法的积极启示在于:一方面,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科学地考察,不能单纯从经济事实的角度去分析,还应该从政治、文化、伦理等多元角度去判断。正如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所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另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考察的时候,不能局限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还应该以广阔的价值视野洞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畅想。在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洞见中,价值与事实、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并不是割裂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规律性等内容的认知性考察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的价值性期待是其理论中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前者构成了其唯物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后者构成了其道德批判和价值理想的伦理学理论。

其二,社会历史规律是否造成社会与个人的对立?社会历史规律支配之下个人的伦理责任和社会的价值目标是否被消解?“历史主义论证”秉持整体主义方法论,将个人置于历史规律的控制之下,个人在势不可挡的社会力量面前,总是显示出“孤立无援”。“历史决定论者”故意消解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和伦理责任,由此败坏了马克思的自由和平等的伦理主张,使得个体与社会、平等与公正、自由与责任处于价值分离的状态。显然,“历史决定论者”将个人与社会置于对立之中,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现实的人”的理解相去甚远。

马克思早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对人的直观、抽象的理解,不能正确理解人的现实性和人的本质,也就不能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难以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指出,人是具有社会现实性的人,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不是抽象的。一方面,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抛开了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对人的理解就会陷入抽象化;另一方面,人的活动是对象性、实践性的活动,离开社会实践和历史过程,只能陷入“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的直观。马克思强调,人的存在不是机械唯物主义所说的自然的机械的存在,不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类存在,正是“现实的人”的相互联系组成了人类社会,“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这里马克思旨在说明,人虽然是个体的社会存在,但只有从“总体上”才能真正理解人的主体存在。人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时,人作为现实的社会主体,又总是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个体和社会、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概而言之,马克思从处于现实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的人出发,从人的社会生活和交往关系去考察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意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是“道德的历史方法”的建造。

此外,“历史主义论证”者将历史唯物主义指责为“经济决定论”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认为即便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道德虚伪性,却没有很好地阐释和论证伦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需要澄清的是:首先,没有充分论证伦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就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显然,这在逻辑上不具有合理性,没有充分论证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并不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而据此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伦理倾向”的,则是出于消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险恶目的。其次,从斗争实践的实际情况和革命理论创建的需要而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虚伪性的批判是一种主次分明的“重点论”策略。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马克思认识到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仅仅凭道义的激励和道德的鼓动是不够的,只有让无产阶级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才能取得解放斗争的胜利。在理论创建的过程中,如何对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各式各样唯心史观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批判,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的首要任务。对这一情况,晚年的恩格斯作出了解释,由于长期同唯心主义作斗争,重视对资产阶级道德虚伪性的批判,却对作为上层建筑的伦理道德的反作用阐述不够,很少正面论述伦理动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实际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未抛弃伦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不否认伦理原则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唯物史观强调伦理道德受经济基础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只有统治阶级的伦理观点起支配作用。

当然,西方学者也不乏“公正者”,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创建者和旗手科恩(GeraldAllanCohen)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不正义的基础上,实质上就是对资本家所做的事情是不道德的进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是不正义的……而这样的论述需要道德论证而不是历史论证”。科恩还对那些无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人进行了驳斥:“如果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相对主义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声称他们所坚持的道德判断或规范性政治观点是客观的。而如果这些判断和原则不是客观的,则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没有理由认为他应该为这些判断或原则所约束。如果这样,马克思主义便不具备任何客观价值。”再如胡萨米的“分配正义的道德观”、柯亨的“权利应得道德观”、凯·尼尔森的“激进平等的道德观”、史蒂文·卢克斯的“解放的道德观”等,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并非水火不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与道德批判是一体的、马克思经济批判理论并不存在道德空场。

综上观之,“历史主义论证”将历史规律简化为因果律、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是一种罔顾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偏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坚持的“道德的历史方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道德的历史方法”展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现实的剖析和批判中,其价值诉求体现在人类解放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畅想中,体现了价值和事实相统一的基本原则。首先,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构成了社会伦理生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作为社会生活重要领域之一的伦理生活,必然在事实基础上指向价值和目的。伦理生活首先是实然性伦理关系的展开,然后才是应然性价值目标的追求。所谓实然性伦理关系,就是说伦理关系的形成以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性为基础,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利益关系。显然,作为实然性的社会存在方式的“伦理关系”,必定反映着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应该”,促使人能够把生活与社会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乃是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其次,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总是蕴含着“应该怎样”“如何更好”的道德表达或价值追求。如何调节人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的更好地发展,这种客观要求蕴含着伦理价值的诉求。在现实的境遇中,“资本的统治”完成了对“人的统治”,“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现实的个人如何把握自身命运、求得社会关系的平等与和谐,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即实现人类解放、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最后,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使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决反对所谓的抽象道德,而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资产阶级空洞的民主、自由、权利等伦理价值观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伦理关系不只是思想的关系,而是生产、分配、交换以及其他一切交往的关系反映。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道德现象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压抑人性的旧制度,另一方面又从现实批判中论证了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价值目标,指明了人类社会的伦理理想。

二、“道德论证”批判: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科学性确证

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和探究中,无论是现代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当代伦理社会主义,抑或是西方“马克思学”等诸种理论,大都陶醉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应然性或合理性构想、强调伦理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受此影响,以至于许多学者执迷于“道德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科学性。

对社会发展作“道德论证”一直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就其激进态度和实践尝试而言,其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的愿望“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但是,从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言,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仍然集中于私有制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因而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者;从其对社会弊病的批判有效性而言,空想社会主义者将理性、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伦理原则视作自然的法权原则和永恒的伦理原则,沉迷于未来的构想而缺乏现实的斗争精神。这种“道德论证”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自认为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永恒正义”和“永恒真理”,自认为洞悉了“理性”的秘密,但是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原理和消除资本主义弊端的方法,并未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寻找答案而只不过是头脑的臆想,完全背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道德解读”或“论证”的“伦理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值得审慎关注的。“伦理社会主义”的代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伯恩斯坦,从道德视角强调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意义,尤其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批判就在于其强大的道德优势。他认为:“《资本论》中充满以道德判断为基础的用语。把雇佣关系称作一种剥削关系,就假定了道德判断,因为若谈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剥削这个概念总是包含着不正当的侵占的污点、诈取的污点。”质言之,《资本论》的道德立场优势是展开对资产阶级道德批判的道义根据。19世纪后期,伦理社会主义伴随着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出现不断发展。尽管新康德主义的不同流派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出发来利用和重新解释康德,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上,其共同的主要特点是“反对按照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来论证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信念,认为社会主义是某些永恒的伦理原则的实现”。新康德主义在客观上和实质上有一种摧毁历史唯物主义的意图。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以不断“修正”或“改造”的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或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展。以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为标志,伦理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推进到了当代民主社会主义阶段,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党国际”宣称“多元主义”和“多元化”,极力鼓吹各种价值观念共存。在多元思想的影响下,欧洲社会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对把经济因素作为历史根源,于是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法国社会党宣称坚决维护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等价值;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把伦理排除在决定人的社会生活目的的力量之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倡议民主社会主义“要把社会伦理目的提到首位”;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强调“社会主义是伦理和理性。社会主义同时也是道德观念发展的动力和合乎情理的行动。伦理是我们生存和政治实践的基本原则”。总的看来,欧洲社会党的理论主张,一是强调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道德、理性的力量,道德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原则;二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由社会客观规律决定的,而是人类伦理要求和道德需要所推动的;三是用伦理的标准作为批判的武器,不仅批判资产阶级违背理性和道德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剥削压迫、人的异化、殖民扩张等问题,也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独裁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等令人堪忧的问题。总之,伦理社会主义及其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通过《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纲领性文件,正式高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价值观上高举“民主”和“自由”的大纛,逐渐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误入伦理改良主义的“歧路”。与之相反,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和人民掌权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民主和自由,并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此,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科学性,只有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遵循中才能得以确证,这样的判断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中依然闪耀光辉。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马克思学”也是值得关注和仔细辨析的。“马克思学”研究者有一个思想倾向就是夸大伦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质疑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并非能够经受检验的科学预见而只是一种历史预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际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只是其伦理因素,而现实社会主义的受挫往往是因为它们过分认真地看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马克思学”这一思潮的学者们执着于揭示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伦理实质,将从科学向伦理的回归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首次提出“马克思学”概念的法国哲学家吕贝尔认为,乌托邦的伦理因素在整个马克思的学说中具有比理论的科学更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应该被当作马克思“一生工作的”主驱动力。吕贝尔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曲解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夸大了伦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马克思的学说视为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证明过的伦理学,从而导向了“伦理社会主义”。“马克思学”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和思想专门研究的一种学术现象描述,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深刻的当代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已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领域。

综上观之,对马克思主义作“道德论证”的各种理论形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从道德有效性出发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向度,激发了主体的价值热情和未来憧憬,但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价值目标作“纯粹的”伦理道德解读,这是一种“历史的道德方法”而不是“道德的历史方法”,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由于方法论的错误,导致了其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理论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性维度,在实践上容易将马克思主义道德努力导向伦理改良主义,从而曲解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科学性。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科学性在于:其一,道德具有阶级性,那种将道德视为“恒久的原则”或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将道德原则凌驾于“历史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这是一种永恒真理观和永恒道德观的谬误。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其二,道德还具有历史性,道德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至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其三,基于道德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分析,任何道德观念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马克思的方法是历史的而不是道德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包含分析历史的道德方法,而是具有分析道德的历史方法。它不可能也没有呼吁普遍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见解就是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现象”。

三、“道德的历史方法”的中国实践

基于“历史主义论证”批判和“道德论证”批判,“道德的历史方法”的历史必然性和道德有效性的双维度特征得以凸显。以“道德的历史方法”为指导,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中国化发展则表现为学科建设实践、理论批判实践、道德建设实践、社会生活实践的综合探索。

1.学科建设:“道德的历史方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提供方法支撑

从学科建设实践而言,“道德的历史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确立了根本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支撑。历史辩证法是“革命的科学”诞生和发展的方法论指导,而“道德的历史方法”作为历史辩证法在道德理论的具体运用,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创立、发展提供了方法的保障。过去的和现在的非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或“伦理社会主义者”们在反对压迫、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作出了各种理论努力,由于脱离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分析,常常使自己陷入主—客对峙的认识论陷阱,无法摆脱“无根”的社会科学危机,他们探寻各种所谓的“革新的科学”,不过是“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罢了。与他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历史辩证法对社会道德事实进行历史辩证地分析,这样一来,“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由于“道德的历史方法”的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就不是停留于对道德生活世界进行“范畴地”把握,而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得以建构和发展,从而敞开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化发展道路。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不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典和德目体系的重新诠释,而是要建立其历史价值与现实生活的联结,在对传统伦理的理论主题、范畴术语、运思方式和言说体系的批判中,发掘其诠释真理的价值和启示生活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也不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学术框架和学术方法的生硬嫁接,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力求学术内容和研究范式上跟进,实现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发展。

2.理论批判:“道德的历史方法”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价值功能

由于“道德的历史方法”的坚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及其中国化发展就执有了科学的“批判武器”。从理论批判实践而言,“道德的历史方法”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辩证的伦理批判方法,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现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行进行有效规约进而消除社会不公正提供了理论武器。

“道德的历史方法”使得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具有了“历史批判”的深度和“辩证批判”的锐度。“历史批判”就是遵循伦理价值的历史演进规律,对那些违背历史规律、夸大历史事实、虚构思想蓝图的理论展开批判,揭示其历史的“非合法性”。在“历史批判”的视域中,现代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伦理主张、当代伦理社会主义或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缺陷就会暴露无遗:他们要么无视伦理价值的历史发展规律,不是抱怨社会无视他们的“天才设想”,就是感叹社会历史偏离了自己设计的价值轨道;要么否认伦理价值活动的过程性和发展性,不承认伦理理论对道德活动的指导,导致不切实际的价值空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道德理论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只有与社会历史的现实需要相契合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道德的历史方法”为理论的价值生成提供了方法“。辩证批判”体现在马克思对资本进行批判的同时还展开了伦理批判,凸显了“经济—伦理批判”的双螺旋结构,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总体性辩证审查。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其经济发展遵循着资本逻辑,其伦理道德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事实,单纯的伦理批判会掩盖资本主义不公正的真正根源,单纯的经济批判难以对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公正进行全面深刻驳斥。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必须从经济—伦理的双重维度展开。“道德的历史方法”的“历史批判”和“辩证批判”向度,为建设健康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价值路径,这就是用伦理规约资本、用伦理批判引导资本运行。马克思指出,资本所遵循的“道德”就是“尽可能多生产剩余价值”,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理论的价值功能就体现在对具有“本性”的资本作出准确定位,在批判中实现规约和引导。基于对资本经济事实的历史分析和辩证批判,既不是静止的实证分析,也不是“概念游戏”,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性的洞察,如此才能“把伦理学的内容蕴含在对现实的科学的经济学分析之中,把科学与价值目标、经济规律和道德规律有机地统一揭示出来了”。

概而言之,“历史批判”和“辩证批判”为我们审视社会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提供了历史标准和价值标准的参照,也使得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现实批判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建构中熠熠生辉。

3.道德建设:“道德的历史方法”为求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提供钥匙

“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正是时代脉搏跳动的回声。“道德的历史方法”为我们正确看待、有效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问题提供了钥匙。

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道德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集”的共振声音准确“听诊”,以剔除不和谐的杂音。“道德的历史方法”的“听诊”功能就在于为我们辨析问题提供正确指导。简言之,一是在全社会确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既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又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对道德的价值作出评价,既要看决定道德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也要看道德对经济基础发挥作用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产生于与以往社会相比较而言更为先进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且对经济基础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其价值的进步性和优越性是前所未有的。二是辩证分析和对待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道德的历史方法”要求我们要全面、整体地对社会主义道德状况作出客观辩证分析。“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质言之,只有把道德问题放置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维度历史变革的总进程中,我们才能辨析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清道德问题的主次;只有把握道德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道德与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总联系,我们才能认清解决道德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弘扬先进道德、反对腐朽道德。

正确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道德问题,需要一把开启问题之锁的钥匙,这就是坚持“道德的历史方法”,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对这些问题进行“求解”。具体言之:其一,认清社会主义道德发展的主流和趋势。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受其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不断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最先进社会形态,其道德要求和道德总体状况无疑也具有先进性。因此,经济进步与道德进步的协调共振,是必然发展趋势,也即在经济进步中探寻道德进步的更高标准、在道德进步中推动经济更快更好地进步。其二,在实践中有效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道德热点问题,在发展中破解问题、求得更大的进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社会发展已经证实,正是由于对各个领域的道德问题不断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才得以逐渐建立和完善。当前我们仍然要积极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有效防范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增强解决道德问题的信心。其三,扩展伦理视野,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场域中,关注国际伦理问题,对世界发展给予价值关切,提供伦理建议,如阐发传统伦理智慧,贡献中国伦理文化智慧;促进伦理共识,应对全球社会风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构建全球伦理以解决矛盾分歧等。

4.社会生活:“道德的历史方法”为实现美好生活指明道德关怀路向

从社会生活实践而言,“道德的历史方法”为实现美好生活向往指明了道德关怀路向。所谓道德关怀,就是伦理道德通过“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深入社会、切入生活,为人和社会的发展倾注德性的温暖、闪耀出道义的光辉。

“道德的历史方法”包蕴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道德关怀。历史性不仅指对过去历史的一种洞见,更重要的是指一种立足于时代而具有的历史意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自我进展”,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遵循理性而行动,质言之,历史就是理性潜能逐渐实现为自由的过程。黑格尔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深邃洞见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从而对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观点作了唯物主义改造,提出世界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由此,历史性从绝对理性转向了现实生活,并落实在社会发展和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道德的历史方法”展现的历史性道德关怀在于:其一,社会道德产生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遇到的一定的物质前提、现实基础、相关生活条件等,因此只有从“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才能真正地理解社会道德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规律;其二,社会道德的发展总是与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相一致,并在社会生活的变化中使人的本质力量逐渐彰显;其三,社会生活是一个连续的总体性过程,个体生活、群体生活、公共生活的统一是社会道德发展的实践场域,只有在“总体性”的生活中,才能实现伦理道德从个体存在向社会存在和类存在的提升。

如果说“历史性”道德关怀体现了辩证法的历史智慧,那么“现实性”道德关怀则揭示了辩证法的现实观照。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视域中,“现实性”是“现实的人”及其“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的展开”。马克思强调对“现实的描述”是“能动的生活过程”,而不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因此社会道德的发展既反映着现实的人和现实生活的必然要求,也受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变化所决定。“道德的历史方法”展现的现实性道德关怀在于:其一,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始终如一的价值目标。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现代纷繁芜杂的社会生活中,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立足点和归宿。其二,社会道德建设要为现代生活确立价值导向。社会发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更是精神财富的创造,社会道德建设就是要为物质生产、社会交往、社会关系优化提供精神动力;社会发展还是一个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过程,社会道德建设就是要为如何安置好二者关系提供价值指南。其三,社会道德建设要为化解现代困境提供正确的价值选择方法。社会发展常常将人置于现代困境,如经济发展与人的异化之间的矛盾、技术进步与人的控制之间的冲突、消费与生活分离、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分裂等等,社会道德建设就是要化解困境、解决问题,使人们在实现事实与价值、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中不断趋向美好。

通过对“历史主义论证”批判,“道德的历史方法”展现了社会历史的伦理批判逻辑,这种“内隐”的伦理批判逻辑与“外显”的经济批判逻辑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洋溢着美好的价值向往;通过对“道德论证”批判,马克思主义“将道德看成是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并且试图将其道德观和政治观置于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这样,它就向那种把社会主义的政治和道德价值只是看作独立于社会历史理论的主观偏好的思想提出了质疑”。“道德的历史方法”因为闪耀着指明未来的价值光辉而温暖,因为确证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科学性而深邃,马克思主义道德理想因此而散发出诱人芬芳。


【说明: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期。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与参考文献。如需引用,请务必查校期刊原文。】

肖祥:《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历史方法”及其中国实践》.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