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以来，非洲的发展就一直与非洲人的政治意识密切相关。由于非洲本土的部族主义极其严重，对非洲各民族的政治思想影响深远，非洲各国在意识形态上难以统一，在政治、经济和文 化发展上屡受部族主义骚扰，社会发展举步维艰。因此，探讨非洲现代政治思潮对非洲国家发展的影响，是我们辨明非洲为什么发展如此艰难的一条途径。
当我们追溯非洲大陆欠发达的根源时，首先 必须将其纳入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予以考察。事实上，造成现代非洲落后的根源是殖民主义。著名黑人学者沃尔特·罗德尼直截了当地指出:“帝国主义制度的作用应该对非洲经济的延缓承担主要责任，因为这一制度榨取了非洲财富，使它不可能很快地开发这个大陆的资源。”与此同时，“正是西欧资本家阶级积极地将他们的剥削制度从欧洲内部延伸并覆盖到整个非洲”。也是说，帝国主义制度和控制着这一制度的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对非洲的欠发达境遇负有重大责任。在此背景下，统观非洲政治思潮的更迭与演变将会变得意义更加重大。
从泛非主义到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昭示了非洲在殖民统治下探求独立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非洲人民在对抗各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凸显了自身谋求现代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呈现出反殖民语境下非洲人民书写自己历史的不懈努力。
一 、以反殖民为宗旨的泛非主义的兴起
现代非洲的发展是一个从依附到独立，再到独立与依附并重的过程。考察这个过程，首先应当追溯其政治意识的转变，因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引领时代的发展。
泛非主义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洲。非洲的殖民统治可以追溯到欧洲走向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随着资本的扩张，西方国家在非洲沿海地区开启殖民进程，随之而来的则是奴隶贸易，以及由此催生的种族主义等尖锐问题。殖民主义是灭绝人性的，在大量黑人沦为奴隶的过程中，人性早已被帝国主义踩在脚下。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由此开始。当然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一点的原始泛非主义，即对奴隶贸易的反抗。而黑人的种族意识最先诞生于美洲地区，经奴隶贸易被贩卖至美洲为奴的黑人民众，大多未经教化，事实上，最初他们是在帝国主义廉价工业品的欺骗之下，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征程。必须指出的是，该阶段的非洲黑人群体由于部族意识的制约而未能紧密团结在一起，在反对种族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往往各自为战。但总体而言，“种族主义与泛非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确切地说，种族主义及其所构筑的歧视环境对黑人种族意识的觉醒起到了催化作用”。在黑人争取人 权的斗争中，他们逐步意识到必须组织起来集体抗争，团结才有力量。这就是最初的泛非主义的 起源。“共同的种族(黑人) 、共同的故乡(非洲) 和共同悲惨的遭遇，使他们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情 感和共同的奋斗目标。”
与奴隶贸易正好相反，泛非主义的路线是从美洲开始再转到欧洲和非洲的。亨利·西尔维斯特·威廉被称为泛非主义之父，最初他只是参加 一些南美洲的非洲协会活动，抗议粗暴的殖民政策，1900 年他在伦敦抗议论坛上提出了“泛非主义”一词 。此后，杜波伊斯博士于1903年创办了 《黑人之魂》杂志，1910 年又创办《危机》，从而使其泛非主义观点被全世界非洲黑人所知晓。在此基础上，他发起了泛非主义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直至1945年。泛非主义以团结非洲人反抗殖民统治为主旨，得到全世界非洲人的认同。在1945年第五次泛非大会上，恩克鲁玛模仿《共产党宣言》提出了一项告全世界殖民地人民的文本，文本末尾指出: “全世界被殖民和奴役的人民团结起来!”在泛非主义运动的激励下，恩克鲁玛和尼雷尔分别提出了建立“非洲国家联盟”和“非洲合众国”的目标。
种族主义压迫和非洲黑人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观能动性，是泛非主义萌生和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而从“种族意识”到“大陆意识”的转变，则是泛非主义重心由反抗种族主义到反抗殖民主义的体现。泛非主义运动以团结非洲人为契机，其本质就是寻找非洲社会发展之路。虽然称不上是一场类似于17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那样的思想运动，但却是确立非洲国家主体性地位的一场革命性运动。它一方面敲响了殖民主义的丧钟，另一方面为非洲独立指明了方向。
1945年第五届泛非主义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泛非主义运动的重心由欧美转向了非洲大陆。会议宣告将社会主义作为泛非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社会主义也被介绍到非洲 的反殖民运动中，并成为其思想层面的指引。恩克鲁玛认为，泛非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 矛盾，两者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并强调“坚持泛非主义的原则和宗旨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 这种意识形态坚定了非洲国家民族独立的决心，并期望在独立之后开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 需要特别指出的，泛非主义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在“没有必要向运动注入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情况下取得的”。换言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独立运动中只起到对未来发展之美好愿 景的引领作用。
在泛非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非洲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常常提倡非暴力形式，并获得了较大成功。首先，泛非主义的最直接的胜利就在于引导 非洲国家乃至南美洲加勒比地区的国家独立。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民族解放运动席卷非洲大陆，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非洲近半数国家取得反殖民斗争的胜利，实现国家独立，并且先后有 25 个国家宣称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其次，泛非主义促进了黑人世界的团结，凝聚了非洲力量。泛非主义引导全世界黑人达成反对种族压迫与推翻殖民主义的共识，正是这种共识才使得黑人民众无论是在面临反殖民斗争抑或破除种族隔离的境遇时持有同样立场。这种共识也体现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非洲国家掌握自己的权利，影响乃至改变西方国家主导的秩序，尤其是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联合起来抵 制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等重大外交事件上。最后，泛非主义唤醒了黑人的主体意识，恢复黑人尊严。这是早期泛非主义思想家的初心，也是泛非主义运动最为崇高的目标。泛非主义对于黑人民众而言无异于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尽管这场启蒙尚未达到它的预期，但依然在非洲反殖民运动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虽然泛非主义指引了非洲的独立运动，但是，泛非主义既没有成为一种指导非洲社会发展的理 论纲领，又无法克服非洲本土部族主义，因而未能 成为促进非洲各国发展的强有力的统一意识形态。首先，泛非主义未能进一步巩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果实。独立后，部分非洲国家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注重平等与国有化，导致了平均主义和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例如加纳、刚果、坦桑尼亚、几内亚、赞比亚等村社社会主义运动均面临类似窘境 。此外，泛非主义者主张的“非洲合众国”由于国家间利益不一致，各民族目标差异巨大而招致破产。简言之，泛非主义未能率领非洲国家实现实质性的发展。其次，泛非主义未能转变为一种新的适合后殖民时代非洲发展的理论。随着反殖民斗争的深入，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期尚未独立的葡属非洲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国家都顽固地奉行暴力镇压政策。”由此，泛非主义奉行的“非暴力”斗争方式显得不切实际。在几内亚比绍，阿米尔卡·卡布拉尔领导人民进行英勇的武装斗争。而在阿尔及利亚，弗朗茨·法农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极大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 并且在独立后致力于殖民地的文化重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卡布拉尔还是法农，他们都将文化视为反对殖民主义的有力手段，而泛非主义却忽视了这一点。再次，泛非主义无力引领非洲国家摆脱对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依附。殖民宗主国对非洲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泛非主义的最大弱点是缺乏经济层面的意识形态，或者说领导泛非主义运动的阶层无力掌控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在马里和几内亚，领导人推行了货币改革; 在加纳、坦桑 尼亚等地，独立后的政府将部分殖民主义者的企业收归国有。部分泛非主义领导人试图限制殖民宗主国的经济特权或者说对殖民遗产进行改造，为己所用。但与此同时，也有泛非领导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点，从现实经济建设需要层面出发，阐述了国内的发展需要殖民宗主国经济上的支持，“从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桑戈尔、尼日利亚的纳姆迪·阿齐基韦、肯尼亚的汤姆·穆亚和乔莫·肯雅塔以及赞比亚的肯尼斯·卡翁达等人的这一问题发表的立场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而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甚至是非洲部分国家为获取独立与帝国主义国家达成交换的条件。因为自二战以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大幅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意愿愈发强烈，西方国家意识到这些国家的独立是一股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由此它们重新审视有关殖民政策，例如英国 采取“宪政改革”，法国推行“非殖民化”政策。受之影响，大多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国家皆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独立。当然，这为后来新独立国家遭受“新殖民主义”的侵蚀埋下了祸根。
总之，泛非主义运动是20世纪黑人民族运动的主要支柱之一，它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去殖民化进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力地打击了非洲本土和美国的种族主义，并且团结非洲国家在共同的外交目标上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受制于自身理念的局限性以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泛非主义始终未能达到非洲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期望，在遭遇当时非洲大陆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时，都未能予以有效回应。由此，非洲有识之士将视野从泛非主义转向了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
二、以发展为核心的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转向
泛非主义的政治基础是反殖民主义，社会基础是相互存在利益冲突对立的各部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泛非主义表面上统一，实质上分散。当泛非主义面对“当其古典形式的殖民主义被打败时，帝国主义以新形式作为回应，即新殖民主义” 泛起时，它却无力应对。泛非主义运动的杰 出代表恩克鲁玛道出了它的本质:“在新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说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 际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从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
然而，泛非主义却提出了一个“非洲之命运”的世纪之问，即非洲向何处去?围绕这个问题，恩 克鲁玛、尼雷尔等人其实并不乏思考。摆在非洲人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 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选择资本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上的独立，实质上再次回到被殖民状态; 选择社会主义，则存在苏联的榜样和中国的实例。但是，在西方世界围追堵截的情况下，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困难重重。所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答案是当时非洲领导人的愿望。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曾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杜波伊斯博士的思想激进，他在去世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乔治·帕德莫尔曾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但后来又放弃了他的立场。恩克鲁玛可能受到他朋友帕德莫尔的影响，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一开始就选择了社会主义，后来终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论点，重新回到泛非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轨道上来。”
人们也许会质疑，非洲究竟存不存在马克思主义?非洲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涵? 在此，笔者想要回答的是: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确定的，但其发展绝非铁板一块，马克思主义是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呈现了多样化和本土化的发展特点，例如俄国的列宁主义、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以及拉美马克思主义、欧美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都是其发展的多样化形式。马克思主义是单数，但其发展形式多种多样。
非洲马克思主义有着诸多代表。杜波伊斯、 帕德莫尔、恩克鲁玛、尼雷尔、法农、卡布拉尔、蒙博托、塞古·杜尔，等等，都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建立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组织人民反抗殖民 统治，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现在欧盟那样的非洲合众国。我们将20世纪90年代之前非洲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称为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
那么，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恩克鲁玛是非洲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非洲社会的阶级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质。在非洲，部族掩盖着阶级压迫关系，部族与 部族之间、部族内部存在着互相冲突与利益斗争，如何分析非洲社会的阶级关系?弄清楚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问题，是非洲社会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恩克鲁玛认为:“非洲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阶级斗争是世界革命进程的基础一样，它也是非洲工农斗争的基础。”很显然，恩克鲁玛是从当时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出发考虑问题的，他把非洲国家的反殖民斗争纳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总进程，从种族矛盾中分析非洲的阶级状况。 其次，从具体的非洲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看，恩克鲁玛强调，在本质上，整个非洲大陆“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它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因为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实质就是劳苦大众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斗争，至于这些被压迫大众的构成，则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进行分析。恩克鲁玛在非洲纷繁复杂的部族关系中弄清楚了非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非洲的知识分子等阶层。这是对非洲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第二，被殖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显然不能完全与非洲各国国 情相适应，在被殖民的非洲大陆，非洲各国的阶级关系非常复杂，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无法达到领导阶级的程度。且由于非洲部族主义盛行，阶级关系不够清晰。因此，在非洲，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必须与当地的情况相结合。弗朗茨·法农便是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运用于非洲的代表性人物。法农意识到非洲小资产阶级以及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甚至成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他认为，反殖民斗争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革命的指导。更为重要的是，法农不仅仅是一位精神分析思想家，更是一位反殖民主义的斗士，他积极投身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的斗争，并依托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书写了反殖民语境下的非洲马克思主义。
首先，基于对阿尔及利亚国情的分析，法农确定了革命的“两步走”策略。第一步是通过民族觉 醒，推翻帝国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种族不公，促进殖民地的独立，第二步是民族独立之后的文化重建。其次，法农分析了非洲国家进行革命的主体以及革命的对象。在殖民背景下，法农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延伸使他认为农民是唯一的革命阶级，而工人阶级具有保守性，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概念。另一方面，法农的思想使阿尔及利亚人民坚定了革命的对象，成功引发了一场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政治革命。再次，提出文化应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工具。后殖民时代的文化重建，就是要使非洲人意识到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对非洲黑人心灵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创伤。虽然非洲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但是黑人遗留的自卑情绪未能得以彻底祛除。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法农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出发，分析了黑人在精神层面的异化现象。在殖民语境中，黑人被描绘成劣等种族。而要破解黑人民众的这种自卑心理，必须通过暴力抗争，他认为，“被殖民的人民为重建民族主权而从事的有组织的、自觉的斗争是最充分的文化表现”。几内亚比绍的卡布拉尔同样引申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领导了本国的反殖民斗争 。 卡布拉尔认为，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来书写非洲的历史，自从有了阶级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几内亚比绍人民的历史还没有被记录下来，因此，“我想记录那段历史。我们将使用马克思的方法。我们不会被马克思研究西欧社会时产生的历史概念所束缚”。卡布拉尔认为，帝国主义入侵非洲迫使非洲人民离开非洲历史并进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武装斗争是非洲从殖民和帝国历史中退出而重新进入非洲历史的过程，是非洲人民反殖民统治的唯一正确的方式。他认为，无论是在阶级斗争之前还是之后，生产力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概念化，他试图建立从古代到现代非洲历史的连续性，溯源其独有模式与发展谱系。由此力证即使在殖民统治时代，非洲人民也以特定的方式创造并经历了他们自己的历史。民族解放斗争对于卡布拉尔来说，不仅是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复兴生产力的过程，也是一场文明革命，即非洲人民重返文明历史有可能具有消除部落主义和克服其社会和文化落后的潜在效果。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驱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历史的侵略和渗透，这是群众的自发性运动所不能完全完成的任务。因此，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不得不建构一种组织体系，这将成为人民意志的体现。在卡布拉尔看来， 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必须制定并实施革命民主的形式。在非洲反殖民武装斗争的背景下，卡布拉尔提出了党的概念并且阐明党所体现的马克思主 义原则。“一是党要体现团结奋斗，卡布拉尔所说 的团结，就是通过统一各种立场以实现特定的目标。二是为了团结和斗争党必须了解其实践所介入的社会现实的根本性质。这一历史现实是文化现实、社会现实、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的统一。三是党的领导必须由符合群众利益的人领导，是可以同革命知识分子相媲美的政治领导。四是党内要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行动。五是党本身要忠实地执行这些原则，这意味着党员应该拒绝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最后但最重要的是，党必须建立革命民主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形式的非洲革命都不是由列宁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先锋党而是由民族阵线领导的，尽管这些民族阵线后来在“非洲科学社会主义”浪潮中或多或少地转为了马列主义意义上的政党。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独立后，部分泛非主义领导人将社会主义思潮作为指导其 发展的理论。因此，可以说非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首先体现为一种思潮。非洲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与苏联、中国不同。在非洲存在着三种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解。首先，恩克鲁玛认为，非洲的原始村社制度正好适应于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被称为“村社社会主义”，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原始村社公有制社会。主要代表是坦桑尼亚、赞比亚、加马斯加、塞舌尔、肯尼亚、马里、加纳等国。其次是民主社会主义。这种观点认为，非洲应当遵循法国社会党和英国费边社的主张，在非洲进行阶级融合，主张多党制和议会制，“有限制的自由经济，并通过改革税制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平等’，其实质是反对消灭私有制”。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是塞内加尔、突尼斯、毛里求斯等国，最先提出并坚信这种观点的是桑戈尔。再次是“非洲科学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70年代非洲 最为重要的社会主义流派，埃塞俄比亚、津巴布 韦、莫桑比克、贝宁、刚果、安哥拉等国坚持这种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只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其他形式的所谓社会主义都已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流派不顾非洲实际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直到非洲社会主义销声匿迹之后，埃塞俄比亚仍然坚称自己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均以失败告终，新时代的泛非主义尚未表现出挑战新殖民秩序的倾向。“在非洲，广大人民对革命的热情已经被泛非主义者维护新殖民主义的阴谋所驱散。” 这就 表明了泛非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不可行性。苏东剧变后，原先号称社会主义的25个非 洲国家都改弦更张，其根本原因就是没能辩证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把社会主义社 会作为马克思的一个结论，而不是真正从辩证法角度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社 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趋势。或者像列宁那样，把社会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 段。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大力动员群众，充分发挥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向资本 主义学习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仍然通行商品经济。然而，独立后的部分非洲领导人或者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原始公社状态的社会体系，或者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苏联模式，或者在西方思想指导下误解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退潮。究其原因，首先，主张非洲社会主 义的人主要是一批非洲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真正的理解，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应当 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尽管恩克鲁玛运用了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非洲的阶级斗 争状况，但很多非洲人仍然陷于种族斗争之中。 其次，正因为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以也就不可能全面地将马克思主义与非洲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卡布拉尔除外) ，不可能针对非洲本土的基本问题形成适合于非洲社会发展的战略、策略。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如果我们停留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再次，马克思主义不但包含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且也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旦革命成功，就必须迅速转入社会的建设和治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要以人民的需要为基础，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完善国家制度与管理体系。然而，非洲各国在反殖民主义取得胜利之后，一度幻想建立“非洲合众国”，在面对种族压迫、殖民统治、政府组织的涣散、军事政变、百姓贫困、艾滋病、部族斗争等诸多困境面前，这显然只是一个乌托邦。再次，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民主革命，要想全体大众得到解放，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独立运动后的非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们误解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造成了非洲革命的不彻底性。最后，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和发展并没有一个像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的启蒙运动， 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仰，更没有大规模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运动。
三、指针向右———新自由主义之风乍起
随着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动摇不定和苏东剧变，非洲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右转，再次出现 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趋势。当然，建立“非洲合众国”之梦仍在继续，民族独立后的依附与被殖民时 期的依附是不同的。由于非洲的贫穷，无论是泛非主义政策还是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都未能在 实践上使非洲走出欠发达的困境，尤其是当苏东剧变之后，非洲国家感觉非洲式社会主义也无望 使非洲走向繁荣。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相关政策和战略的影响，而这两个机构正是华盛顿共识的代表，也是华盛顿共识在 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实践者”。新自由主义在非洲的结构调整计划对非洲各国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这个结构调整计划涉及政治上实施开放和多党制，经济上扩大私有 化和自由市场，思想上接受西方民主，等等。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在非洲以新面目出场，是因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非洲社会主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遭遇重大难题。早期推行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国家一直在泥泞中挣扎，经济改革成效甚微。而推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境遇同样惨淡，它们常常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依托举国体制推进国有化运动、集体化改革，忽视了国内技术型人才缺乏、资金短缺的现状，仅仅以高度的热情号召民众投身工业化建设。尽管这种改革被视为摆脱西方经济依附的措施，然而“这种过度追求所产生的附带结果包括了官僚体制乏力、城乡企业亏损，以及各地背负巨债”。更为严峻的是，底层民众的利益在这种模式下愈发式微，“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治制度考虑到公众参与对实现民主价值的必要性，以及通过某种渠道把公众活力纳入发展计划的必要性”，底层民众发现，他们所信仰并为之奋斗的政治制度，无法代表他们的利益。事实也正是如此。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不尽如人意，由此引发的各种诸如种族、部族矛盾、暴力事件等严重影响人民的生计。非洲的有识之士大多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在价值观上倾向西方，于是便开始追求他们所认为的民主、自由以及经济增长。
新自由主义会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吗?从非洲大陆的现实来看，仍然是存疑的。苏东剧变之后，新自由主义席卷撒哈拉以南国家，几乎成为非洲大陆的主流思潮。值此时机，欧美诸国把新自由 主义粉饰成解决经济疑难的神话，把社会主义与 威权政府、政治腐败联系在一起。这些欧美意识形态像乌云般笼罩在非洲上空，新自由主义政策被描述为非洲危机唯一可信的解决办法。原因在于以苏东剧变为起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使非洲国家的发展失去了一个参照系。于是，新自由主义被视为摆脱非洲发展困境的另一个选择。
当然，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非洲大陆并非一蹴而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国际金融机构向非洲的政治精英施加压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债权国的收 款机构”，在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和贷款的同时，要求非洲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范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和方案寻求改变国家权威的权力，非洲经济领域的改革进一步影响政治层面的改革。政治领域的突出变化在于对一党制的抛弃，“1989年以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45个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只有5个国家，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截至1998年底，除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多党制”。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意识形态正侵蚀着非洲大陆。 但是，从近年非洲社会的发展事实来看，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非洲国家带来可持续的发展，相反，它所带来的是经济剥削、阶级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等严峻现实问题，贫困、饥饿依旧笼罩着这个大陆。更为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语境下，非洲国家继承了殖民遗产，对跨国资本更加开放，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纵观全球各国的发展，依附西方大国而使经济走出贫困的梦想又如何成真呢?无论是非洲还是南美洲各国，最终都成为西方大国进行资源掠夺以及在政治上遏制社会主义的棋子。
四 、对非洲政治思潮演变历程的反思
泛非主义和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对非洲社会的独立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泛非主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过复归的趋势，特别是在建立非盟方面起过很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也曾经是非洲诸多国家的选择，并且曾经被卡布拉尔、法农 等人用于与非洲本土国情相结合，解决非洲现实问题。只是因为社会部族关系的复杂性以及领导人内部的矛盾，非洲未能走出一条类似中国式的 发展道路。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特别是没有能正确地 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 另一方面，是因为非洲各国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分歧，特别是在暴力革命、执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等方面存在分歧。
从非洲政治思潮演变来看，不难发现:
第一，非洲政治思潮的转变是非洲人民从民族独立到寻求发展道路的转变过程。泛非主义语境下，非洲人民的主体意识在追求种族平等中萌生，在争取民族独立中收获了认同。马克思主义 语境下通过武装斗争走向独立是非洲人民书写历史的新路径，是非洲文明重新回归世界历史的有 力工具，也是非洲人民重塑身份认同的佐证，黑非洲不再是一个被奴役被蹂躏的他者，从此结束了非洲被殖民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带给非洲人民最大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各国领导者没有把人民放在中心地位，没有把发展经济作为根本，没有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没有把社会治理作为基本任务，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脆弱性和不堪一击。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非洲的出现，也仍然是非洲追求发展的产物。这种新自由主义在非洲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非洲重新走向了被殖民时代，尽管短期之内非洲各国依旧需要经济上的依附性发展，但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看见非洲本土意识的复兴与非洲人民主体意识的重塑。现时期，非洲国家秉持“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立场”，追求自主性的步伐正在加速，“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到非洲和平安全框架(APSA) 再到非盟《2063年议程》”，可以看出，在发展和安全层面，非洲愈发体现出其自身的主体性参与，非洲人民要求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此，泛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惯性效应依然存在。近年来，非洲经济发展逐步迈向高增长，其原因并不在于其政治思想转向新自由主义，而首先是非洲人在反思其政治思想转变过程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倡导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与泛非主义凝聚非洲人心是一致的，泛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对非洲人民产生了持续性影响。所以，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以人民为中心，走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争取全世界各国对非洲发展的支持，是非洲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
第二，非洲政治思潮演变尚未中止，非洲人民依然需要寻求某种政治思潮的引领，探求适合于 自身的意识形态。从现代非洲三大政治思潮的演变来看，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仅仅是非洲国家在寻 求发展道路时的一种尝试，而决非适应于非洲发展的恰当的政治思潮。特别是近年来，非洲战乱 频发，贫富分化加剧，军事政变时有发生，经济上再次出现对西方世界的依附。关键是非洲人民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技术、文化扩张本性的认识比较模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没有把批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时代主题，因此，难以摆脱历时300年之久的殖民主义束缚。今年以来几内亚军事政变的发生，明显地表现出了西方大国对几内亚军队的煽动与操控。 苏丹未遂政变也同样说明多党制必将牵动各方利益，根本无法杜绝腐败，经济改革难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诉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从来不是命中注定的，非洲大陆的未来必须依靠非洲人民一代接一代的奋勇争取。未来，非洲需尝试从文化层面摆脱殖民主义的侵蚀，实现思想上的现代性启蒙，彻底认识与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需摆脱对现有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在经济上实现自力更生，才能在政治层面实现真正的自主。正像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揭露的那样，独立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解放与自由，因为独立后的非洲仍然存在着剥削与压迫，国际国内的阶级对抗仍将存在，唯有按照马克思指明的道路继续奋斗，才是非洲唯一的出路。
第三，社会主义仍将是非洲发展之路的一种选择。虽然非洲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充满曲折，但这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马克思根据其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科学地推断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人类终将消灭阶级和剥削，消灭私有制度，而进入到一个无阶级剥削的平等且富有的社会。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宣告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那么列宁宣告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呢?我们不妨重新回顾一下列宁的思想。首先，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农占优势”。因此，列宁提出了采取“国家资本主义” “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等战略策略来逐步完成这个过渡。这一切表明，列宁在实践中逐渐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晚年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理与俄国国情相结合的本土化的社会主义。然而，非洲的社会主义实践者在理解社会主义问题上，显然只是学到了表面形式，而没有深入列宁思想的本质。由此可见，如果不根据非洲现实把社会主义本土化，而是单纯地从公有制出发，搞大规模的公有化运动，平均分配，那么由此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马克思并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它仅仅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阐发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构想。因此，那些将非洲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咎于“马克思主义不行”的观点，根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恰恰相反，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 在于非洲国家领导人未能充分理解科学社会主义，未能在实践中践行马克思主义真理。正如列 宁所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要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经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 在经济上，动员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生产; 在思想上，确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如果非洲国家既要独立又要发展的话，那么就需要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土现实相结合，恪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对非洲大陆的重大现实问题予以回应，提出切实解决问题的战略策略。
【说明：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6期。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与参考文献。如需引用，请务必查校期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