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是一个历史哲学范畴。近代工业革命的完成使得人类社会步入了一种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以劳动分工精细化为主要合作方式的全新文明形态和社会发展历程,也即与传统农业文明相对而言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而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推动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但与此同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无节制发展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危机和灾难,资源枯竭、生命安全、环境破坏、公平正义等问题都在不断威胁着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如何在工业文明时代平衡发展和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一个亟需面对和回应的时代难题。本文以德尼·古莱(Denis Goulet)《发展伦理学》(Development Ethics)中美好生活的内涵为基本视角,试图在发展伦理学的视域中来审视这种张力。
一、发展与发展伦理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同时也是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的难题。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发展主要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运动过程;而作为一个社会概念,发展主要与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升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无论作何种解释,发展都是与前进和上升的变化有关的词汇,因而,它不仅是一种客观的描述性范畴,更是一种带有正向价值意蕴的规范性话语。
“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以现代性为‘表’,以生存性为‘里’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更多的是一种技术理性和政治理性的发展,它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主要标志,凭借科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求,并在政治理性的视域中,实现社会秩序的良序发展。但在深层次上,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概念也内在地包含着生存论的意蕴,一个健康的发展概念不应当仅仅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时也应当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旨归。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除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发展的生存论意蕴还在于,它同时也是整个地球乃至自然宇宙的和谐发展,也即让人可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与天地万物同生活共命运。因此,为了让人类实现美好生活,发展就必须同时拥有伦理理性,这便是发展伦理。
所谓发展伦理,实际上就是对发展的目的、手段、内容等进行的一种伦理反思。发展之所以需要伦理反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发展并非是天然正义的。发展的目标虽然本应指向人类的幸福与美好生活,但目的善并不等同于手段的正义或合理。实际上,发展尤其是未经伦理反思的无节制发展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虽然在物质财富甚至精神享受等方面已经创造了人类文明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神话,但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生态灾难等无情的现实却又一再提醒人类,历史远未“终结”,“文明的冲突”依然存在,发展虽然也在“解决”问题,但无伦理理性的发展所“制造”的问题却更加复杂且棘手。
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多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工业社会的发展观出了问题。自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直到20世纪50、60年代,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成为时代的主流,这种发展观以效率为中心,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就是经济的增长,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因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好会自动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从而使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由于这种经济增长发展观只看重经济发展的数量,从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通过对经济增长发展观的反思认识到发展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应当是经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经济增长只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发展理论,社会综合发展观也在80年代后应运而生。社会综合发展观深化了人们对于发展内涵的认识,强调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综合协调问题,也标志着西方发展理论趋于成熟,但它最大的缺陷在于没有能够很好地考虑到发展的可持续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报告,指出了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消耗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学者甚至建议,为了避免灾难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实现“零增长”。1980年,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倡保护资源和环境。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对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行了规范:“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003年10月,中共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我国当前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发展在伦理反思中不断深化,发展伦理也在深化中不断反思。以1987年“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IDEA)的成立为重要标志,发展伦理学也正式崛起。正如发展伦理学代表人物德尼·古莱所说:“随着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的成立,发展伦理学被正式承认为发展研究与哲学的一个跨学科领域。”从工业文明时代发展观的变迁来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伦理学对发展问题及其背后的人文与价值内涵所作的哲学性揭示,其实已经存在于人们对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反思之中。总之,发展需要伦理,只有经过伦理反思,发展聚焦的中心才能真正回到人,离开人的诗意栖居和美好生活而谈发展,必然是虚假的发展。
二、发展与美好生活
德尼·古莱是发展伦理学领域的先驱,曾被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誉为“发展伦理学之父”。在其代表作《发展伦理学》中,古莱曾深刻指出,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就是追求的目的,“但在更深层方面,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这也就是说,发展应当以人为中心,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关于美好生活的内涵,古莱并没有罗列所有的讨论,而是选取了一种“文化普遍观念”,即寻找那种无论是在发达社会还是在不发达社会都会喜欢的美好事物。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美好生活,其目的不是涵括关于美好生活的所有内容,而是寻求最具基础性、普遍性和共识性的视角,以更好地审视美好生活的基本伦理维度。这样的美好生活起码由三种价值观构成,即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和自由。
生存最直接、最有力的体现就是对于生命的保存。“任何地方神志正常的人们都珍惜生命。”生命是最宝贵的,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生命,不仅是一种自然诉求,同时也是一种伦理要求。生命的维持当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因此,古莱也指出,“能满足人们对食物、居所、治疗或生存基本要求的一切事物都是维持生命的‘好事’”。延长生命和减少死亡是最大限度地维持生命的两种方式,并且都与发展有关。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食物、医药、适当的居所和保护等来尽可能减少死亡,以及某些有害因素对生命所造成的伤害,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人的生命。让生命尽可能地免于脆弱,这不仅更符合人道,也是发展的一个普遍目的。除了生命,美好生活还需要尊重,也即“人们对于自身受到尊重、他人不能违背自身意愿而用以达到其目的的感受”。康德认为,人是自我立法的主体,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时至今日,这一观点仍然是西方尊严理论不可移易的基石。在古莱看来,每个人和每个社会都会去寻求的尊重、尊严与承认,由于物质的繁荣而今已经被普遍看作是人类是否可敬的重要试金石,因此,当那些物质上不够发达但却具有深刻自尊感的社会在接触到物质繁荣的发达社会时,他们便会蒙生不快。人们对于尊重的需要使得有些社会疯狂追求发展而另一些社会则疯狂地拒绝发展,前者是为了获得发达状态所享有的那种尊重,而后者则是“因为它们不受物质生活水平影响的自身价值标准大大受到伤害”,强烈的自尊心使得他们拒绝变革和发展,并以单向自我承认的方式寻求异化的尊重。但无论哪种反应,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价值观实际上都是对于尊重的寻求,都是在“为承认而斗争”。因此,在古莱看来,尊重和维持生命一样,是各个社会的普遍目标。
构成美好生活的第三个核心要素是自由。自由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词汇。当代自由主义伯林(I.Berlin)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到观念史家记录的关于自由的定义已经有两百多种了,更不用说伯林自己还贡献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对概念。但无论关于自由的定义有多少,在古莱看来,“至少它意味着各个社会及其成员更多的选择,追求美好事物时受到较少的限制”。虽然发达和不发达社会都追求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追求政治自由或对于命运的自决,正如弗洛姆所说,即便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为了远离“完全的孤独和疑虑”、“获得安全感”,也同样会“疯狂地逃避自由,建立新的纽带关系”。因此古莱认为,“大多数人所希望的自由是指他们可以在自己熟谙的领域内施展才干和开展活动”,而发展正是为了加强这种自由。
发展也是使人摆脱无知、苦难,甚至免于奴役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这一点并非不言自明的。例如,那些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中的人群对于个人自由的评价就没有那么高,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生活中更美好的事物,自由的价值也就没那么大,他们也无法理解自由和迅速发展之间两难困境的真正意义。在那样的社会中,少数人的自由总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福利为代价,从而也就是以推迟总的经济发展为代价,如此则想要维护自由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为了实现自由,发展就是必须的。发展的好处不是用财富增加幸福,更重要的是它增加了人类选择的范围,使人们对自身的环境有了更多的掌控,这才是自由的真正价值所在。
总之,在古莱看来,发展对于所有人来说至少有三个目标: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更好的生存物品;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以达到对于尊重的需要;使人摆脱奴役而获得自由。这三个目标也构成了我们理解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
三、实现美好生活的战略原则
“战略原则是对如何追求发展目标的规范性判断。”在《发展伦理学》中,古莱提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两条战略原则:一是“拥有足够”以“改善生存”;二是普遍团结。
第一条原则指出了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古莱看来,人类要想实现美好生活就必须拥有足够的货品,只有完美的事物才是无所欲求的。“需求的本体论意义在于:如果人是充分完美的,他们就不必需求。”“拥有”帮助人们获得“存在”,当人们“拥有”更多的时候,他们就会比以前“存在”得更充分。但这种“拥有—存在”的逻辑和人性的贪婪会使得人不断欲求和拥有,即便他们拥有了足够的生存资料时,仍会觉得不拥有更多就阻碍了他们的存在。于是“拥有”便走向异化,人性也随之异化。因此,古莱一开始便强调说,物质丰裕和幸福美满并非同义语,“发展伦理学的第一点战略原则认为,虽然人类必须‘拥有’足够的货品以便‘生活得’美好,但货品富足并不等于美好生活。”古莱甚至还对“拥有”进行了本体论的解读,即“拥有”不是法权意义上的“占有”,“而是指因重大的内在目的而吸收”。占有像空气、食物这样的东西如果不能使用和吸收,这种占有就是没有意义的,不会给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它与占有知识、品德、健康等内在财富完全不同。一些传统社会甚至认为人的智慧在于清心寡欲,一个人的自由与他们所占有的东西的数量成反比,人之所以不能自由遨游,就在于他们受财物所累。这样的观点虽然听起来似乎过于“传统”,但现代人在物质丰裕的社会中似乎并没有比以前更加幸福,反而更加孤独和失落,甚至愿意为了寻求内心的安宁而放弃一些财物,这些现象多少也印证了古莱的观点:物质丰裕并不等于美好生活。
对此,古莱提出的战略原则是:拥有足够以改善生存。问题的关键在于,何为足够?在人类需求物品数量的意义上,“足够”是一个相对性的词语,如果我们不清楚一个人的能力如何以及发展这些能力有多么重要,我们很难说得清多少才是足够。培养某些才能所需要的资源可能远远高于培养另一些才能所需要的资源。古莱选取的视角仍然是基本而普遍的。在他看来,“过度”贫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的基准,因为它所造成的巨大苦难会阻碍人的生存,也会带来疾病、冷漠甚至损害人性,更不用说美好生活了。在此意义上,古莱认为,“拥有‘足够’至少意味着能充分满足人的基本生物需求以便他们能把部分精力用于生存以外的事务。”那些贫穷的人缺乏“足够”,甚至都不是在比较的意义上,而是绝对的缺乏,“世界经济结构中容许千百万人生活在贫民窟而另一些人却绞尽脑汁寻找浪费货品的新方法,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人不光需要生存,还需要发展,如果仅仅把人的生命维持在生存的边缘,那就是把人降格为动物。这不仅是不人道的,甚至是反人性的。当人无力抵御疾病和死亡、被迫像野兽一样生存、对命运不抱任何希望时,人就变得不再像人了。对于穷人的绝对匮乏状态,古莱认为,富人有责任去改变这种状态,有责任让他们“拥有更多”。但“责任”不同于因过去的错误而产生的“内疚”,责任是积极的创造,“责任着眼于当前与未来,它以自由为前提责任的基础是相信人类并非总是受制于绝对命定论,而是能响应被视为人类价值的目标的影响。正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就有‘责任’创造条件来使人性化生活处于最佳状态。”古莱相信,一个贪婪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富人如果拒绝消除人类同胞的绝对贫困,这不仅是对富人人性的损害,同时也会加剧这个世界的分裂。而社会合作一旦破裂,损失更多的还是富人,因为穷人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实现美好生活的第二个战略原则是普遍团结。古莱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都统一起来,人们的希望和生活方式正在不可避免地朝着标准化和同质化方向发展。但在科技联合之外,人类团结还有更为深刻的基础,那就是共同的人性、地球和命运。虽然在哲学上我们关于什么是人性的理解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不同的理解之间是不相通的。除了国籍、肤色和文化之外,我们都普遍同意我们是人而不是动物或植物,我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人性,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性标识。人类团结的第二个基础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这是我们唯一且共同的生存空间。面对这个地球,我们只能“由生而入其中,由死而出其外”,这不是一些人的命运,而是所有人共同的命运。即便以后我们可以向外星迁徙,那也只是扩展了人类团结的基础,而没有改变人类团结和相互依赖的事实。
人类团结的第三个基础是人类命运的统一。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每一个人都通过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劳动而与他人和社会建立起互惠合作的契约关系。“所有的哲学和思想体系都主张(至少含蓄地)人类有共同的命运:一个人的命运就是所有人的命运。”然而遗憾的是,人类并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在体制上或行为上应对团结危机,团结被滥用为一些国家和阶级统治其他国家和阶级的借口,为了政治利益甚至可以牺牲团结。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团结依然困难重重,因为“真正的团结只有在很多冲突之后才能获得”。更何况人类有时还是健忘的,历史的伤痕往往并不会勾起当代人的切肤之痛,甚至历史的反思都抵不过眼前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权衡。技术的发展本可以是一种选项,然而“如果人类不能根据世界平等而根据谁先占有或谁有更大政治影响来分配资源、取得信息和决策权,那么技术的联合效能最终将证明具有灾难性。”
总之,生存离不开团结,如果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团结,就不会有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如果不能把团结转化为有效的服从规则,人类就会面临灾难。
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莱关于发展和美好生活的伦理学反思并不是全面而深刻的,但依然具有创造性的启发意义。
首先,关于美好生活的内涵。现代社会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理解一定是多元的,否则便是不合时宜的。古莱的做法十分类似于罗尔斯关于“社会基本善”(socialprimary goods)的理解,即“一个理性的人无论他想要别的什么都需要的东西”。因此,我们也可以恰当地将古莱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解视为“基本美好生活”,其所要探寻的不是美好生活的全部内涵,而是共识性最多的内涵,是一个人无论怎么理解美好生活都不会放弃的内涵。而且,古莱还在其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尊严问题。尊严虽然是西方人权话语体系下的一个概念,但在美好生活的视域中,它却是一个比权利更加自洽和自足的概念,与其连带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份、荣誉、物质生活,同时还有内在的德性。罗尔斯也指出,自尊是最重要的基本善,因为如果没有自尊,便没有任何值得去做的事,即便有,我们却缺乏追求它们的动力。
其次,关于实现美好生活的战略原则。古莱提出了两条战略原则,但实际上,这两条战略原则背后所蕴藏的是同一个理念:命运共同体。古莱试图使人们明白,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拥有共同的人性和命运,这是一个通过命运与共的相互合作才能让每个人都生活得好的世界。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面对“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只有坚持世界范围内的最佳团结,我们才能实现合作共赢,繁荣发展。
最后,关于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工业文明时代发展理念的演变及相关的伦理反思使我们认识到,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社会范畴,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范畴。发展有自己的伦理维度和价值尺度,其所围绕的中心就是人的发展。在古莱看来,发展的主要标准不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应当是“人们生活质量的充实”,他借用经济与人道主义运动奠基人约瑟夫·勒布雷特(J.Lebret)关于发展的描述指出,发展就是“从较少人道向较多人道阶段的一系列过渡”。因此,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不能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加,更应当体现在人类生活境遇的改善。真正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通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
总之,“以人为本”才是工业文明时代发展的核心伦理要义。离开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开了人的幸福和美好生活,一切文明都是野蛮的,一切发展也都是虚假的。
【说明：本文原载于《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年第2期。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与参考文献。如需引用，请务必查校期刊原文。】
工业文明时代的美好生活——...《发展伦理学》为中心的探讨_陆宽宽.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