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元时期朱子学派的讨论，学术界历来重视南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黄震，以及元代的许衡、刘因、吴澄等人，而对“北山四先生”理学的关注不够。就现有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除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编的《宋明理学史》外，其他论著鲜有涉及“北山四先生”的理学。即便是《宋明理学史》，也只是对“北山四先生”理学做了一般性介绍，却未能对其思想深入研究，这与其“朱学嫡脉”的称号不相称。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不仅在于“北山四先生”的文献保存较少（即使残存的文献也没有点校整理），而且在于学术界对他们的忽视。下面以文献保留相对较多、在宋元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王柏为对象，考察其理学思想，以窥“北山四先生”理学之一斑。
一、王柏的学脉及著述
朱子没后，后学林立，重要的有西山蔡元定、勉斋黄榦、九峰蔡沈、北溪陈淳、潜庵辅广、执堂刘炎、木钟陈埴等人，他们都护卫师门甚力，并开馆授徒，传授朱学。其中勉斋黄榦，号为朱学正宗。
在朱子的门人之中，黄榦最受朱子珍爱。黄榦为朱子女婿，朱子筑一室与其居，并有时让黄榦代自己讲授。朱子逝前曾手书黄榦说：“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当黄榦在世时，朱子其他门人恐不能确切衍述其师说，竟不敢传其所记的朱子语录，黄榦在朱门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更值得一提的是，黄榦以传播朱学为己任，其后学学脉悠长，宋元时期的三支朱子后学，皆赖他而传。其中南方的两支，有据可考。一支是由黄榦传给饶鲁，饶鲁再传给程若庸，并由程若庸传给吴澄，这是江西一脉。另一支是由黄榦传给北山何基，何基再传给鲁斋王柏，由王柏传给仁山金履祥，由金履祥传给白云许谦，这是浙江一脉。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史称“金华四先生”，《宋元学案》又称“北山四先生”。而北方有赵复、姚枢、刘因、许衡一系之朱学，也最有可能出自黄榦之传。南方的两支后学，其中江西一脉染于陆学，所以“北山四先生”最为朱学的正统和嫡脉。何、王、金、许一脉，宗朱子之学，并以传承朱学为己任，他们师门兴盛，硕儒辈出，学脉不断，为宋元时期传播朱子理学的重镇，而且其后学延至数百年，成为明清时期朱子学的重要倡导者。其中，王柏是“北山四先生”的第二代、朱子的三传学生，也是宋元之际传播朱学正宗的重要桥梁。
王柏（1197—1274），字会之，号鲁斋，金华人。王柏之祖王师愈为程颐学生杨时的及门，并与朱子、吕祖谦往来论学。王柏之父王翰从朱子、吕祖谦问学。十五岁，王柏父死而孤。他少有大志，仰慕诸葛亮，自号长啸。三十岁以后，“始知家学授受之原，慨然捐去俗学以求道”，又以“长啸”之名“非圣门持敬之道”，更号“鲁斋”，王柏由此转向理学。他多次拜访朱子门人杨与立、为堂刘炎，后闻何基受学于黄榦而得朱子之传，经杨与立的推荐而从学于何基。以后几十年，王柏汲汲于研讨理学而不求功名官职。他虽不致仕，但绝不避世。王柏非常重视朱子理学的传播，曾多次受聘于丽泽书院，晚年还应聘主讲于天台上蔡书院，著述讲学。王柏注重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他批评当时科举制度的败坏，认为其妨碍了国家选用治理天下的人才，主张恢复古代的考选制度；他批评南宋之所以国弱民贫，在于吏治腐败，剥削太重，提出了“富国强兵，必以理财为本”的解决方法；当元军攻南宋时，他提醒当政者应对军事重镇襄阳加强防务；他重视社仓的作用，并对朱子的社仓之法提出了改进、完善的办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柏精通经史、学识广博，著书宏富，总计八百余卷。其中，经学方面的著作有：《读易记》、《涵古易说》、《太象衍义》、《涵古图书》、《读书记》、《书疑》、《禹贡图》、《书附传》、《诗辩说》（即《诗疑》）、《诗可言》、《读春秋记》、《左氏正传》、《续国语》等；有关“四书”研究的著作有：《鲁经章句》《论语衍义》《论语通旨》《孟子通旨》《订古中庸》《标注四书》等；有关理学研究的著作有：《太极通书讲》《周子太极衍义》《研几图》《伊洛指南》《伊洛精义》《濂洛文统》《拟道学志》《朱子指要》《朱子系年录》《紫阳诗类》等；其他著作有：《天官考》（《宋史》本传作《天文考》）、《地理考》、《天地造化论》、《墨林考》、《六义字原》、《帝王历数》、《正始之音》、《雅歌》、《文章指南》、《文章复古》、《文章续古》、《发遣三昧》、《杂志》、《朝华集》、《家乘》、《石笋清风录》、《文集》十五卷，可惜大部分均已散佚，现存有《书疑》《诗疑》《研几图》等，另《文集》二十卷（按：《金华丛书》所收《文集》为十卷）。以上著作，有关“四书”“五经”和理学著作占绝大部分，涉及王柏思想的方方面面，下面只论述他的理学思想。
二、道统论
道统观念是朱子理学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道统或法统观，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初出现在佛教中。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佛法的传递世系，并形成了师门、“判教”和争夺正统的观念。正是佛教的道统观，后来影响了儒学并被儒学所仿效。儒家的道统论，相对于佛教较为晚出，大概产生于唐代的韩愈和李翱。在复兴儒学和对抗佛教的过程中，受佛教道统论的激发，韩愈和李翱等人形成了儒学道统的雏形。南宋以来，儒学大兴，学派林立，各学派为了便于传播和竞争，他们非常重视道统。在继承唐代儒学道统观的基础上，他们不断进行修正，形成各自的道统论。
朱子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道统观念的有力倡导者。王柏曾指出：“道统之名，不见于古，而起于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于道统之不传，所以忧患于天下后世也深矣。”4此段说的就是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所论述的道统，即列举了尧、舜、禹、汤、文、武、周以至孔、颜、曾、思、孟的道统传授世系；朱子还以二程为接孟子之后“千载不传之绪”，并隐含着自己以接续二程道统自期。在朱子后学中，黄榦一派，自认得朱子嫡传，故其最重道统。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一文勾画了一幅传道世系图：即从尧、舜、禹、成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这是黄榦对朱子道统观的继承和发挥。黄榦的道统观，影响了“北山四先生”。
王柏非常重视道统，他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统乎？圣人以仁义设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所以继绝学而开太平，此则圣人之道统也。”在这里，王柏把“天地之道统”与“圣人之道统”并提，并认为“圣人之道统”出自“天地之道统”，他把人类文化的道统归根于天道的必然。为此，王柏还提出了从孔孟到周敦颐、二程、杨龟山（杨时）、李延平、朱子、黄榦、何基的道统世系图，并以“理一分殊”作为所传道统的要旨。
王柏的道统论，把与朱子有直接师承关系的杨龟山、李延平列入世系，同时把与自己有直接师承关系的黄榦、何基列入世系；更重要的是，他还把“理一分殊”作为该世系道统的要旨，反映了王柏以朱子理学为正统的观点。要知道，“理一分殊”是朱子理学最有标志性的命题。不仅如此，王柏曾作《拟道统志》二十卷，大概就是按上述道统来编写的，可惜此书已不传，我们不能窥见其具体内容。后来，王柏的门人车若水（玉峰）编有《道统录》三巨编，其族侄兼门人王佖也编了一部《道统录》，据其内容“始自周子，至于黄勉斋”7。车若水、王佖所编写的《道统录》虽没有传世，但也可从侧面证明王柏及其门人对道统的重视。另外，王柏的高足金履祥也重视道统问题，在其编的《濂洛诗派图》中，金履祥以濂溪为理学的开山，并以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延平）、朱子、黄榦、何基、王柏这一传道世系为正宗，而把其余都看作旁支而不收其诗，这反映出王柏的道统观对金履祥的影响。
总之，王柏的道统观有以下特点：其一，继承朱子和黄榦的道统观，以周程为孔孟的嫡脉，以邵雍等为旁支；其二，他们宗朱子，并以与朱子有师承关系的程门学生杨时为嫡脉，以其余的程门学生谢良佐、游酢、尹和靖等为旁支；其三，以黄榦为朱学的嫡脉，以蔡元定、陈淳、蔡沈等为旁支；其四，他们护卫朱学甚严，并以“理一分殊”为所传道统的要旨。
三、护翼“四书”及朱子的集注
王柏所属的“北山四先生”学派，号为朱学的正宗，集中体现在其对《四书集注》的重视和护翼上。
众所周知，《四书集注》是朱子晚年的作品，是其学术集结的最重要的成果，朱子思想的微旨，具见于《四书集注》。子本人也非常看重《四书集注》，写成之后他一直修补不辍，直到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修改。不仅如此，朱子经常告诫学生说，为学之道，必须读“四书”；读“四书”有次序：必先读《大学》，其次《论语》《孟子》，最后《中庸》。他还认为，学者只有读得“四书”洽熟，方可有入道之基。当然，“四书”是儒家重要的经典，理学的其他学派，如湖南张栻，江西陆九渊、浙学吕祖谦，也读“四书”，但他们没有朱子那么强调“四书”，也没有说为学之道应先读“四书”，读“四书”以《大学》为先，更没有说读“四书”是入道之本。而且即使他们读“四书”，往往也有自己的注本，不一定就非得读朱子的“四书”注本。相反，朱子后学一般都非常重视对《四书集注》的研习。可以这样说，研读《四书集注》，是朱子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重要标准之一。
受朱子的影响，黄榦就非常重视《四书集注》。黄榦对何基的临别之教，就是让他“读熟‘四书’，使胸次浃恰，道理自见”。正是接受了黄榦熟读“四书”的教诲，何基说：“读书以‘四书’为主，而用语录以翼之。”这里所说的“四书”，就是《四书集注》的简称，而“语录”是《朱子语录》的简称。所谓“用语录以翼之”，就是表达了他以《朱子语录》护翼《四书集注》的观念，这反映了他以读《四书集注》为学问的根本。为此，何基还告诫王柏说，读书当以《大学》为先。
在何基的影响下，王柏非常推崇“四书”。王柏说：“‘四书’者，故非为文章之文也，乃经天维地之具，治世立教之书。”他非常重视“四书”，并有数部研究“四书”的著作：如《标注四书》《鲁经章句》《论语衍义》《论语通旨》《孟子通旨》《定古中庸》等，这些著作大部分已经散失，仅就残存于《鲁斋集》的相关文献看，他基本上继承了朱子“四书学”的精神。
然而，王柏不仅仅是继承，他还对朱子的《四书集注》有一些怀疑。例如，他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章之传不亡，无待于补；他不满于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一章，认为这是“勇于补而不勇于移”；他还认为，朱子对《中庸章句》次第的安排是承袭了汉儒的旧观点，以为《中庸》本有两篇，应当于“诚明”以下别为一篇。然而必须指出，王柏与《四书集注》之个别观点的差异，并不是说他攻击朱子，而恰恰反映了他对“四书”的深入钻研及对朱子的笃信，其重视“四书”之心与朱子无异也。
由此可见，王柏非常重视“四书”及朱子的《集注》，他们著书立说，通过发挥、引申朱子“四书学”以求圣贤之道，这有力地促进了朱学的传播，护翼了师门道统。
四、理一分殊说
“北山四先生”继承“理一分殊”，并把它当作朱子一系道统最核心的旨意。王柏在对何基的祭文中说：“邹鲁运远，天启濂洛，理一分殊，以觉后觉，宗旨是将，罗李授受，集于紫阳（朱子）。”他罗列了朱子道统的世系图，并以“理一分殊”为传授的宗旨。
要问“理一分殊”其意旨为何，有何特点？王柏撰《理一分殊》一文，对此有明确的回答。他说：统体一太极者，即所谓“理一”也；事事物物上各有一太极者，即所谓“分殊”也。以《易》言之，《大传》曰“易有太极”，此《易》之理一也。及生两仪、四象、八卦，又从而八之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各具一太极；四十九策之中，每揲每变各具一太极，所谓易之分殊也……又以人之一身而言之，四肢百骸，疾痛疴痒，莫不相关，实一气感通，同为吾之体，犹理一也。然目视耳听，手持足行，口言心维，不可以通用，待头目必厚于手足，卫胸腹必重于四肢，足不可加于首，冠不可同于履，何者？分殊故也。“理一”易言也；“分殊”未易识也。此致知格物所以为学者工夫之最先也……
或者曰：夫子之时，未尝有“理一分殊”之说也，意者诸老创此论，抑亦新人之耳目乎？曰：不然也。圣人不先天以开人，后贤亦因时而立教。夫子时虽未有“理一分殊”四字之名，而其所以教人者，亦莫非“理一分殊”之旨。夫孝之道一也，何其答门人之问不一？说仁之道一也，何其答门人之问未尝同？为政之道亦一也……夫子之传“一贯”，乃合而言之，是万为一，所谓“分殊而理一”也。周子之图太极，是分而言之，一实于沧海之中。周子之言，如一干之木，而为千条万叶之茂。后世学者恶繁而好略，惮难而喜易，不肯尽心于格物致知之功，务为大言以欺人日“天下只是一个道理”。斯言若已悟曾子之一唯，及叩之，初未识何者谓之道，何者谓之理，不过学为笼罩之言，以盖其卤莽灭裂之陋。每闻斯语，则已知其决非学者矣。圣人于天下之理，幽明巨细，无一物之不知，故能于日用之间，应接事物，动容周旋，无一理之不当。学者苟未究其分之殊，又安能识其理之一？夫岂易言欤！愿诸君宽作岁月，大展规模，自洒扫应对，威仪动作，以至于身心性情之德；自礼乐、射御、书数、钱粮、甲兵、狱讼，以至于人伦日用之常，虽乾当坤倪，鬼秘神彰，风霆之变，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莫不各有当然之则，所谓“万一各正，小大有定”也。于此事事物物上各见得一个太极，然后体无不具，用无不周也。异时出而从政，决不误人之天下国家，决不自误此身而负此生矣。此分殊所以最切于学者。
这段话里的“理一”，是指作为世界万物生成根据的终极原则；而“分殊”，是指每一事物“分有”此一原则而成为自身性质的东西。“理一”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总括、抽象出来的总原则，而“分殊”是在对每一事物的识过程中得出的具体的、分的原则。“理一”遍在于“分殊”之中，而“分殊”体现着、依赖着“理一”。王柏“理一分殊”的特点有：（1）“理一分殊”的重心，在“分殊”而不在“理一”；“理一”易说，“分殊”难识。而（2）要识得“分殊”，就必须“致知格物”，即通过读书、考索名物，对自然（从草木虫鱼到日月星辰、天地山川）、社会（从典章制度到日用伦常）和人身修养广泛进行探索，寻找其中本有的道理。然后（3）才能真正把握“理一”。学者如果未能究其“分殊”，就不能识其“理一”。为此，王柏批评当时浙江流行的慈湖陆学，以“天下只是一个道理＂的大言欺人，是“学为笼罩之言，以盖其卤莽灭裂之陋”，认为学者只有以“致知格物”工夫而求“分殊”，便可克服陆学空谈“本心”而不理会事物之弊病。
现在要问：为什么王柏把“理一分殊”作为朱子道统的宗旨呢？其后学之话可做回答。王柏的再传学生许谦说：“文公（朱子）初登延平之门，务为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许，既而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书立说，莫不由此。”许谦认为“学者求道之纲领，但朱子理一而求之分殊也”。在这里，许谦追溯了“理一分殊”的来源，并含蓄指出“理一分殊”理论的重心在“分殊”而不在“理一”。而后来的黄宗羲对此评论说：“当仁山、白云之时，浙河皆慈湖一派，求为本体，便为究竟，更不理会事物。不知本体未尝离物以为本体也。故仁山重举所言，以救时弊，此五世之血脉也。”14这段评论明确指出，王柏及其后学重视“理一分殊”，还有一直接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对抗“慈湖学派”所倡导的陆学，并且为补救“慈湖学派”只求“本心”而不理会事物之弊病而提出的。朱子本人“理一”“分殊”并提又强调“分殊”，而王柏重视“分殊”及“致知格物”，这是他与朱子相同的地方。
“理一分殊”及《四书集注》，是朱子理学的精华，王柏作诗赞曰：“迪予朱子，理一分殊，泛扫淫诐，煌煌四书，有析其精，一字万均。有会于极，万古作程。”正是在研习朱子理学精华的基础上，王柏形成了自己的天道论。
五、天道论
王柏的天道论，是围绕着“太极”理论而展开的。与朱子一样，王柏非常重视太极学说。他所著的《太极通书讲》《周子太极衍义》《研几图》等书，就是讨论“太极”问题的，可惜不传。然在残存的文献中，仍可知大概。
在《元会说》一文中，王柏把朱子的“太极图说”与邵雍的“元会运世”理论创造性地结合，形成自己的宇宙生成演化论。
王柏认为，宇宙的演化由以下的次序展开：第一是“元之元”，“此所谓无极而太极。……虽未有迹可寻而其理已粲然备具于中矣”。这是宇宙最初阶段，这一阶段，天地万物未生而只有“太极”。“太极”本身蕴藏着众理，它是万物产生的根据。第二是“会一”，“此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互为其根时”，这是由太极而生混一之气的阶段。第三是“会二”，“此分阴分阳而两立”，这是产生阴阳二气之阶段。第四是“会三”，此“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四时成、男女存的阶段。第五是“会四”，此是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之阶段。第六是“会五”，这是上古“结绳而治”的素朴时代。第七是“圣人始定以仁义中道”，建立伦理道德的阶段，也是文明社会的时期……如此，王柏把“太极图说”逻辑上的顺序与“元会运世”时间上的顺序一—配对结合，描绘出了一幅以“太极”为根源而演化天地万物及人类社会的总图。这种配对结合，有的显得牵强，但却不同于前人所描述的宇宙生成演化论，这是在继承朱子“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反映了王柏并不只是“守成师法”而具有创新的一面。
如果说以上“太极”的讨论，是从形式上探究天地万物产生之理和根源，那么，王柏还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命题，从实质上探究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据。
他说：“一气流行而无间断者，惟存此心之仁而无间断耳。此心之仁，即父母生育之仁也。父母生育之仁，即天地生物之心。”这段话的意思是：生物之气，之所以流行不已，是由于仁心做主，仁心，就是“天地生物之心”。也就是说，“天地生物之心”是气化流行，天地万物发生的根据。如问“天地生物之心”何以体现？王柏说：从《复》卦可体认“天地生物之心”。《复》卦的卦象，五阴爻之下有一阳爻，象征着隆冬时节，万物萧杀，有一阳气潜动，此是“生生不息之机”。“万物必有大剥落，然后有大发生。”一旦春雷惊动，万物苏生。所以，一阳潜动，最能见“天地生物之心”。王柏说：“空中三五点，天地便精神。”从寒冬中的点点梅花，可见“天地生物之心”；还可以从“人心之仁”见“天地生物之心”。王柏说：“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之谓仁。仁为心之德而爱之理。爱莫大于爱亲，此本其所由生也。其次则仁民爱物，此推其所并生也。”总之，“天地生物之心”，不仅是万物发生的根源，而且它还体现在人的仁爱与万物的生发之中。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朱子“天地以生物为心”命题的继承和发挥。
总之，王柏的天道讨论，无论是形式上的“太极”，还是实质上的“天地生物之心”，都继承并阐发了朱子天道观念的基本精神，显示了他的思想具有创新之面向。
六、心性工夫论
心性工夫论是程朱理学的核心。一般地说，心性论就是理学家的人性论，它要回答人的本性为何，本性从何而来。如果人性本善，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何有善有恶、有智有愚？另外，与人性论相关的问题还有：人性能变化，能完善吗？如果能，那么以何种方式实现？这就关系到修养工夫论的问题。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程朱理学认为，人性是由天所赋予而人得于天的。人之降生，天莫不赋予仁义礼智之性；仁义礼智是人本然之善性，这本然之善性，是人所禀受的天理，所以称之为“天理之性”。“天理之性”是纯粹至善，具于人心中。然人是由所禀受的天地之气（即生成人的材料）凝聚为形而生成，由于人的气禀有清浊、薄厚、通塞之不同，人性便就有了智愚之分，这就是所谓的“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当人的行为不违背仁义礼智之时，就是善。然当人被物欲所诱惑或蒙蔽而使其迷失了仁义礼智之本然之性时，人便可能做出许多不善的行为，如同明镜被尘土遮蔽了一样，这就是恶。那么，人们如何才能恢复自己的本来之性呢？为此，程朱提出了“持敬涵养”和“格物致知”并用的修养方式。
在心性论和修养工夫上，“北山学派”继承了朱子的思想。何基在写给学生王柏的《鲁斋箴》中说：“惟人之生，均禀太极。万理森然，成其物则。知觉虚灵，是谓明德。或弊而昏，则由气质，曷开其明，曷去其塞，复其本然，惟学之力……诚明两进，敬义偕立；一唯领会，万理融液。”21这段话里的“太极”即是天理；明德，即是仁义礼智之性；“诚”即是诚敬，“明”是知善；“敬义”即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简称，也就是内心诚敬，行事合理之意。何基认为，人性禀自天理（“太极”即天理），天理在人心中便是仁义礼智之明德，然人心之明德，常被物欲昏弊，要去其昏蔽而恢复人本然之明德，既要内心持敬涵养，又要知得事物的合理之处。
《鲁斋箴》是何基写给王柏书斋的座右铭，王柏肯定对其经常涵泳潜玩，了然于心。王柏说：“天之生是人，莫不付之以仁义礼智之性，不以圣贤而加焉，亦不以愚之不肖而故少也。然托之于人者，为气禀所拘，故有晦有明，为物欲望所蔽，故或绝。人之可以全其付托之初而不为气质物欲所胜者，其学问之功也。”就是说，人本有仁义礼智的“天理之性”，然“天理之性”托付于人则有“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明有暗，如果人被物欲所蔽，则仁义礼智之本性差不多会泯没了，人要战胜气质物欲的蒙蔽而复本有的仁义礼智之性，必须靠学问修养工夫。试问如何“复其初”或“明其德”？王柏说：“德所以明，由致知焉，致知之要，又在格物。”他看重致知格物工夫的重要性，认为学者只有就天下之物中推寻其理，用力日久，心之德则自然修明了。
当然，理学家的心性修养工夫不只是一套言说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践履，能否通过它养成儒家的气象和人格。事实上，从王柏的行状来看，他终其一生，以承担朱子理学道统为己任，不求官、不慕利，汲汲于“为己之学”，并成就了非凡的人格和气象，后人称赞说“鲁斋如明霞丽天”。可见，王柏是知行合一、学修并重的醇儒。正因为如此，其为儒林所尊重，四方之士从学者甚众，其师门广大，绵延数百年，有力地维系着朱子道统，促进了朱子理学的传播和弘扬。
七、王柏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王柏是朱子的三传学生，在宋元理学史上有重要影响。这里从横向的，即其与同时代其他学派的关系，以及纵向的，即其对宋明理学的前后关系加以考察。
南宋孝宗、光宗时期的浙江，正是朱学、吕学、陆学及永康、永嘉“功利学派”交汇的地区，其间学派林立，学术思想繁荣。然而不久，吕学的中坚吕祖谦盛年而卒，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向心力，其后学大多要么归向江西陆学，要么归浙江“功利学派”，吕学零落。“功利学派”在陈亮、叶适之时异军突起，然二人卒后，后学不振。陆九渊之后，江西陆氏后学因浅薄无根而沉沦，而浙江的“甬上四先生”形成的“慈湖学派”成为陆学的中坚。因此，朱子没后，所谓朱学与陆学的对立与争论，实际上主要是杨简以来的“慈湖学派”与黄榦以来的“北山学派”之争。
王柏与朱子学的渊源很深，他多次拜访问学朱子门人杨与立和为堂刘炎，并被杨与立推荐入何基之门。另外，王柏的祖父王师愈是朱子的学侣，父亲王翰，曾师从吕祖谦，后又师从于朱子，王柏本人不可能不受其父的影响。朱子高弟徐侨的学生叶由庚，王柏同他有学问往来。赵星渚是朱子门人叶味道和度正的学生，也是王柏重要的学侣和同调。王柏与赵星渚经常书信往来，问难讨论。还有，车若水、王佖是朱子的三传学生，后来却都师从王柏学习。
王柏与黄榦的江西一脉也有关系。王柏的族侄及学生王佖曾受学于饶鲁，王柏肯定会与他们讨论江西所传的朱学。另外，饶鲁的学生吴澄，曾评论王柏的高足张导江曰：“以论正援，据博贯穿，俨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即认为张导江简直就是朱子的代言人，从中可以看出吴澄对王柏及其学生的学问颇有了解，而且这种评价确实抓住了王柏及其学生恪守师门的事实。可以推想，由黄榦而来的浙江、江西两支后学，其思想的互动和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王柏与吕学关系很密。王柏的父亲王翰是吕祖谦的及门学生。汪开之是吕祖谦的再传学生，他给王柏早年讲“为己之学”，曾影响王柏立志于学道。王柏还与汪开之同读“四书”，取朱子《论孟集义》，别以铅黄朱墨，以求朱子取舍之义。26可见，王柏推重朱子“四书”的行动，已经影响到汪开之的学风。吕祖谦的学生戚如琥，其孙子戚绍、曾孙戚象祖都是王柏的讲友，相互论学不断，而吕祖谦的学生倪士毅的后人“三倪”也是王柏的讲友。可以说，王柏与吕氏后学频繁的互动，使一部分吕氏后学转向朱学。
总之，王柏在同其他朱子门人、吕氏后学和江西朱学的相互交往和讨论中，遍布吸收而辅翼成自己的理学，使自己的理学在守朱学的同时还有所创新。另外，王柏及其所代表的“北山学派”在与“慈湖陆学”的对立中，形成了他们坚守朱子道统、重视“分殊”和“致知格物”特色，也正因如此，王柏没有如江西吴澄那样，走上“和会朱陆”的道路，成就了他作为朱学正宗的地位。
在纵向方面看，王柏还是宋元之际传播正宗朱学的桥梁。王柏虽然在南宋灭亡前三年就去世了，然金华朱学由其高足金履祥和张导江传到元代。其中，金履祥及其学生许谦延续了东南地区的朱学，而张导江则把正宗的朱学传到北方。元初之时，张导江被聘入江宁学宫，时中原士大夫都遣子弟从他学《四书集注》，后来他又讲学维扬，学生更盛。黄宗羲说：“鲁斋以下，开门授徒，惟仁山、导江为最盛。仁山在南，其门多隐逸。导江在北，其门多贵仕，亦地使之然也。”黄百家也说：“吴正传言：导江学行于北方，故鲁斋之名因导江而益著。盖北方盛行朱子之学，然皆无师授，导江以四传世嫡其而乘之，宜乎其从风而应也。”元初之时，许衡、刘因等虽倡朱学，然而其传杂而不纯，王柏学生张导江乘机向北方传播了正宗朱学。后来，王柏的再传学生许谦又被请至南京讲朱子之学，当时学生甚众，前后著录者一千多人。许谦的门人吴师道后来还被召入国子监，宗朱子为教。这些讲学活动，都使朱子理学在北方乃至全国广泛传播，王柏及后学之功大焉。
【本文原载于《现代儒学》2021年第3期。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与参考文献。如需引用，请务必查校期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