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争论不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展缓慢、经济发展磕磕绊绊的关键时刻，邓小平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厘清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消除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姓“资”姓“社”的争论，架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四梁八柱，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难题，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改革精神、实干精神，让中国大踏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综合国力大幅走强，为中国崛起、中华民族复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向前和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权力腐败现象滋生等问题，使社会上出现了质疑市场经济的声音，认为贫富分化是市场化过度造成的，正是市场经济催生了大量寻租腐败和垄断现象，按要素分配使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加大了弱肉强食、两极分化的强度，强化了优势群体的竞争优势，导致底层民众无法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造成社会成员机会不均等，从而产生了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念和信心的苗头，主张“国进民退”、恢复计划经济。
因此，重温南方谈话精神，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定力，对于破解效率与公平难题，解决贫富差距悬殊困境，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夯基垒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1992年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踟蹰不前，整个社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模糊不清的时候，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科学地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融入世界、加入WTO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南方谈话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显示出勃勃生机，有效发挥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优势，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与中国发展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使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南方谈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即，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将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推向新高度。南方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做出了判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解决发展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在20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核心问题，鼓励发达地区在继续保有领先发展的优势下，通过多元途径支持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诸如政府转移支付、科技转让与共享、人才供给倾斜等，激发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潜能和后发优势，从而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全国的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使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根本目标。
南方谈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根本价值目标，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上，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二）南方谈话彻底厘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强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意识形态枷锁
南方谈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南方谈话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创新性地还原为经济手段范畴，彻底破除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束缚。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为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理论基础，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涵。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化要求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演进，继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中共中央在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相继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旨在构建更加系统完备、体制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在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更加注重构建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此外，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注重创新政府的职能转变及其宏观调控能力，更加重视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更加重视法律体系和经济监督制度的完善，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三）南方谈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确定了根本路径，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协同发挥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南方谈话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路径。第一，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深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营造支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并以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彻底破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约束。
第二，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驱动力，赋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能量和质量，激发发展的内生动力，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发展。
第三，以更全面、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开放的体制，这种开放，从建设经济特区开始，逐步扩展到沿海沿边沿江城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机制、规则与国际全面接轨，各类经济开发区、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与国际对接的开放形式不断出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将实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打造开放、包容、均衡、可持续、更有成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厘清市场和政府边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主体相结合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资源配置方式，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优势，而如何把握制度自身的特殊性和优势，以及如何在这两种方式的相互制约中实现有机结合显得至关重要。南方谈话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掌舵者”角色，加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以及生态保护等职能，强化法治建设和民生保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平稳发展提供机制保障。通过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准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权责，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实现优势互补。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优势，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不确定性等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最终也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从根本上始终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南方谈话的时代意义
南方谈话内涵深刻、意境远大，不仅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提升综合国力，造就今天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世界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关键性的奠基作用，而且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南方谈话是一次极具震撼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涵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谈话始终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才能发展。这标志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党和国家对内改革及对外开放的重要工作原则。一方面，解放思想是从新环境、新事物中发现新问题，提炼新思维。这要求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等，都要充分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和发展的观点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破除一切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影响，从新环境和新事物中提炼新问题和新思想。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是从新思维中开展新实践，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落脚点。基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涵，中国的改革事业形成了“新环境、新阶段—新事物、新问题—新思维—新实践—新制度—新发展”的螺旋上升路径，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演进。
（二）南方谈话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指出了发展路径，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面临诸多制约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在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强调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要务，但要注意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稳定和协调只是促进发展的手段，而发展才是目的。
南方谈话不仅提出了发展的目标，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巩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发展的根本动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赋能，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培养，形成了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雏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毫不夸张地说，南方谈话奠定了其后30年的高速发展，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中国当下的国际地位，也没有人民物质充裕的生活；没有南方谈话，中国可能仍旧在艰辛的市场经济道路上摸索，仍然陷入贫困和停滞中。
（三）南方谈话再一次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南方谈话辩证阐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意味着中国各项体制机制处于探索完善之中，需要通过持续的深化改革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同演进，将改革作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南方谈话3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深化改革这一根本路径，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和发展演进，通过改革不断赋予社会主义新的活力与生命力，有效促进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改革不仅是对原有体制机制的变革，更是社会主义制度深层次的自我完善，是不断推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促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协同演进发展的关键。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又一重要路径。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充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先进经济模式与管理技术。这一论断鲜明指出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使坚持对外开放始终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中的重要环节。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对30年来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的肯定，又是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持，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四）南方谈话奠定了中国融入世界的价值基础，是中国昂首阔步地融入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宣言书
南方谈话厘清了市场与计划的本质后，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2001年，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接纳为成员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从此，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国际互接互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实行沿江和沿边开放，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沿海向内地纵深推进，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政策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中国在国际分工序列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政府职能加快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市场准入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环境也更加透明和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作为世界经济“压舱石”的中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加深了与世界各国的紧密合作，勇毅承担起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全球共同发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大国责任与担当。
（五）南方谈话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得以基本确立的重要保障，也是以“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价值目标的基本遵循，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定位，强调“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内涵，人民的小康生活要在物质、精神和制度上得到充分保证。
南方谈话勾勒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即通过建立和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在保证“先富”地区经济活力的同时又充分激发“后富”地区的生产积极性与学习赶超。最终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时机和节奏，“以发达地区多交利税、技术转移”和“不发达地区”用好资源优势等方式缩短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成功实现。因此，南方谈话将共同富裕这一价值内涵深刻嵌入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之中，全面嵌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之中，为中国发展和改革构建了根本的价值目标。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共同富裕作为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中心课题，赓续“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依据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含义并制定了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共同富裕不仅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创共享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日益丰富的幸福生活，更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预期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基本实现。南方谈话树立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价值目标并绘就了“先富”逐步走向“共富”的发展蓝图，已经指引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未来将继续引领党和人民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持续不断地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目标扎实推进，最终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四、以南方谈话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实践。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筑基立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总纲领。但是，南方谈话以来的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一条没有障碍和曲折的平坦大道，社会上不时出现对市场经济体制和道路的争论，甚至不乏来自持有相反主张力量的阻碍、反对和诟病。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只是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基本框架，现代市场经济的结构性元素和架构尚需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完成，改革正未有穷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距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严峻形势下，为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仍要以南方谈话精神，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决心，提升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既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的信心、信任和信念，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全面现代化的强国。
（一）破除“计划经济回归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针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及权力腐败问题，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要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必须取消市场经济，回归计划经济。显然，这种论调是对南方谈话的曲解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误读。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止步不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才能保障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被葬送。回顾南方谈话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越走越宽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结束了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
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筑基立台，厘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的今天，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推进、避免倒退，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中国必须在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信心和定力，坚定地选择和推进市场经济、支持全球化不动摇。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缺陷。但是，市场给每个人创造了发财致富的机会，只要你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服务，市场就会按照付出的多少给予相应的回报。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的钱就越多；带给别人的幸福越少，赚的钱就越少，这就是市场的逻辑。但是，一些人总是喜欢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对市场进行评判和抨击。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市场经济仍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有效途径，此前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更发展不了中国，中国人已经吃过一次苦头，无须再做第二次尝试，即便是现代科技的进步，也无法克服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因此，“回归计划经济论”可以休矣。
（二）破除“民营经济退场论”，提升中国的市场化指数
一些仍然沉迷于“姓社姓资”争论漩涡中不能自拔的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以私有财产和资本为基础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保护私有财产和资本，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过多过快就是威胁国家安全，必须进行彻底清理整治；一些人甚至鼓吹“民营经济退场论”。这些言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关键时刻，严重挫伤了资本和市场信心，导致国内资本或明或暗地逃逸或转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远远没有达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不是太高了，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南方谈话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中国真正走向繁荣富强、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过程，而且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广泛的社会革命过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三个历史巨变的大视野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历史性转变”“历史性突破”“历史性跨越”，这三大历史巨变，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市场化程度高、发育完善的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越融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就越兴旺，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就越充分，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就越完善，法治环境就越清朗，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越多，财富增加得就越快，人民的富裕程度就越高以及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就越强。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结果，而是市场化指数不高、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及有效市场不到位所造成的。因此，面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是去走回头路，而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逐步落实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升市场化指数，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紧密结合，更大力度地兴利除弊，才能把现存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真正化解掉。
（三）破除“资本有罪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
发展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钥匙，没有发展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而资本是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要素之一，它需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进行有效配置。但是一些人认为，资本天然就带有罪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资本具有强势话语权，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对收入的侵蚀，导致收入分配、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更给一些持“资本有罪论”的人非议“发展是硬道理”提供了材料。
实际上，资本本身是中性的，既无原罪也无意识形态属性，关键是看谁在使用。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紧紧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领导人民埋头苦干，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资本成为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工具。尽管发展中尚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这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绝不是资本的罪，更不是发展的错。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肆虐交织的背景下，一些人抓住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公平性、普惠性等问题，对资本进行挞伐，对市场经济进行无端质疑和否定，显然是选错了对象。
南方谈话虽然已经过去30年，如今重温仍然令人振聋发聩。“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充分发挥资本这个要素的作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赶走否定发展的拦路虎，踢开阻碍发展的绊脚石，才是中华民族之福、人民之福。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形态的资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这一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使资本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四）破除“脱钩论”，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之中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科技打压，社会上的经济民族主义重新泛起，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科技打压非理性地非议为市场经济的错，于是一些人把凡是美国和西方集团的一切东西都赋予道德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色彩，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就丧失了自主性，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安全，因而容易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于是“脱钩论”甚嚣尘上。显然，这种“脱钩论”不合时宜，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更与南方谈话精神相违背。
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虽然不免会产生各种外部风险，但却是发展经济的关键一招，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工具论”意义上的吸收资本、技术和管理制度，而是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体系，激发经济活力、社会创新，塑造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经济生态。当今世界，全球化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大趋势，从生产、分配、流通到消费，原料、产品、资本、技术、人才、信息、数据等各种要素都在全球流通和配置，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和人为的“脱钩”，既不得人心，又枉费徒劳。中国虽然建立起了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但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球化之中，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既不能脱钩，也脱不了钩，任何关于“脱钩”的论调和想法不是痴人说梦就是别有用心。
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是中国加入WTO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给WTO带来活力和动力，为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向全世界作出了全面开放的承诺，大大改善了自身的营商环境，提高了中国经济和贸易体制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降低了在中国的贸易成本，特别是行政成本和政策成本。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不但持大国之大，更持大国之重的理念，无论遇到什么逆流，都始终坚持将开放进行到底，积极支持与参与WTO改革，毫不犹豫地履行和推进落实已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主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准确把控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排除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一切干扰，蹄疾步稳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做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让世界看到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本文原载于《开放导报》2022年2月第1期。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与参考文献。如需引用，请务必查校期刊原文。】
在深化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市...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30周年_唐任伍.pdf